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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虽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的文教政策，并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官学，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上，沿袭了明代旧制，仍崇尚八股文体，从“四书”
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
由于科举考试时不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
，而选拔中又以“能小楷为天下奇才”
，因此，考生们只知埋头于深文僻字、八股范文和小楷之中，“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
。
这种僵化死板的科举考试方式，不仅使学子们禁锢于空疏的理学和无用的八股范文之中，还诱使他们毕生为功名利禄而奔波。
由于科举考试在人才选拔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官学已完全沦为科举的准备场所，学校授课日益减少，专重考试，生员已很少或根本不在校学习。
官学教育的衰落和教育内容的空疏导致了学风的败坏，生员们专事练习写八股文，走投机取巧的捷径，就连为启蒙教育而设的学塾，其教学也被纳入了科举考试的轨道。
尽管如此，明中叶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还是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因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阳明子，别号阳明，封“新建伯”
，谥号“文成”
，后人因此亦称其王文成公，亦尊称其为阳明先生。
他在从政之余，一直热心创建书院，设立社学，并不拘形式，随处讲学，传播自己的学说，历经数十年，终于形成了理学新流派——阳明学派。
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
的教育目的论，认为良知在每个人身上的天然体现是一样的，只是常人因为被物欲所**、蒙蔽，就无法循着良知去发展，所以学习的目的就是“致良知”
，即“学以去其昏蔽”
，“明其心”
。
他还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主要有知行并进，自求自得，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等。
他在哲学上提出“知行合一”
说，针对程朱理学知而不行的“空疏谬妄”
，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
的观点。
他强调要引导学生“各得其心”
，学习贵在自得，要达到自求自得，必然要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提倡怀疑，不盲目迷信书本和圣贤，并勇于坚持。
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王守仁还多次提到为学要循序渐进，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
与循序渐进相联系，他还强调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资质、个性、长处给以不同的教育。
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也很值得重视。
他从良知说出发，认为乐是心中本体，教学必须引起学生的乐学情绪，要用培养、诱导、顺应儿童情绪，鼓舞儿童兴趣的方法进行教学，要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来“训导其意志，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
同时，他对当时的儿童教育状况进行了批判，指出当时训蒙稚者对待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以致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教师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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