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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史学还应包括时务与经济之学，认为“经济之学皆在四部中”
。
同时，他对西学也十分重视，认为“汉西学须明其地势，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伪，为操纵驾驭之资。
次则兵法。
若天算制器诸事，能通之固佳。”
他向学生讲解化学、光学、西医、铁路、农业机械等西方科学，在他所著的《无邪堂答问》一书中，记载了他与学生共同讨论西学的议题非常宽泛，对引导学生进步，了解西学，培养洋务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一新的实行求本的学术思想充分体现了务求实学的精神，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浙江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浙江不仅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会的要冲，外国传教士纷纷在各地建立教会，开办教会学校和书馆，通过传播教义实现文化侵略，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新教育。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顽固势力，浙江的有识之士在深切感受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学，从而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他们秉承实学教育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把救亡图存与向西方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改良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浙江的知识分子中，首先提出全面变法主张的是浙江山阴的汤震和温州的陈虬与宋恕。
汤震（1857—1917年）于1890年刊行《危言》一书，在力举变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同时，将教育变革视为变法的重要内容。
陈虬（1851—1904年）于1891年写成《治平通议》一书，全面申述其变法主张，并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的要领。
宋恕（1862—1910年）于1891年著《六斋卑议》，主张改科举、兴学校。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就像振聋发聩的巨雷使广大知识分子得以惊醒，变法思想冲破少数先驱者提倡的狭小藩蓠，开始在中上层官吏、士绅及学子中传播开来，变法活动也从甲午战争前的单纯著书立说、游说政府发展到了办报刊、立学会、开学堂等有组织的活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维新思潮。
在全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顽固派在教育问题上展开了论争。
浙江籍维新派人士则在京、沪、浙三地同时展开活动。
在北京的主要是在朝京官，他们大多忧虑国事，要求改革，最著名的有海盐的张元济、温州的“三黄”
（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及嘉兴沈曾植、沈曾桐等。
1896年4月，张元济聘请教习，设馆学习英文，次年又在学馆的基础上，联合集资创设西学堂，即北京通艺学堂。
在京维新派人士还时时关心浙江的变化，通过书信将列强的猖獗、国事的危难、清政府的态度及北京的维新活动传给浙江。
张元济常通过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了解浙江新式学堂的开办情形，鼓励汪康年回浙创办新式学堂。
上海也云集了一大批浙籍的有识之士，他们中有汪康年、张坤德、章太炎、叶翰、罗振玉等。
1896年，汪康年（1806—1911年）创办的《时务报》曾聘梁启超任主笔，请章太炎、张德坤撰述，对浙江变法维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广泛的影响，也推动了浙江维新活动的开展。
在《时务报》的推动下，罗振玉与徐树兰等在上海创设“务农会”
，创刊《农学报》。
1896年，陈虬在温州创刊《利济学堂报》，借医学刊物宣传改良思想。
1897年，浙绅胡道南、童学琦在杭州创刊《经世报》，聘陈虬、汤震、宋恕、章太炎等任撰述，宣传维新改良思想。
1897年，汪康年和叶翰又在上海创办蒙学公会，并创刊《蒙学报》。
同年，黄庆澄在温州创刊《算学报》，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数学专业刊物之一，其目的是通过提倡科学振兴地方教育文化。
这一系列新式报刊及新学会的创办，对浙江新学的传播及地方新风气的开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浙江新式教育兴起的前奏曲，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发芽生根的土壤。
此时，远在穷乡僻壤义乌石塔村的秀才吴源，却在清政府下诏正式废科举、兴学堂之前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出资创办了具有现代新式教育特点的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
这是义乌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它的诞生，标志了义乌开始告别旧式教育，迈向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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