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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一个划分阶级成份的条文所划出的某一阶级的不同成员，他们所曾有过的生活状态不仅可能是千姿百态的，并且在很多方面会有相当幅度的差距。
近年来我抽空搜集了一些旧照片，走访了一些历史悠久的照相馆，阅读了一些有关摄影发展的书籍，才终于彻底解除了朋友那张旧照片所带给我的困惑。
原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照相馆在中国的开设不但已经渗透到县、镇一级，而且偶尔进照相馆照一次相，至少对于某些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来说，也并非完全力不能及之事。
照相馆知道凡来照相的人，即便是穷窘不堪的，也总希望留下一个富贵的梦影。
因此照例有若干画出的豪华背景和搭配的时髦道具，有的更出租西装、旗袍、结婚礼服、戏装等等“行头”
，以满足顾客在人生大舞台上感到厌倦而希图在照相馆的小舞台上假扮另一种人生的心理。
那位朋友所留存的旧照片，倘细加检验，便不难发现所谓阔绰完全是照相馆的布景造成的假象，而他们父子三人所穿的西装没有一套是合身的，更说明那只是一种租借来的短暂“幸福”
。
所谓“照相馆布景”
，曾是文化界人士贬斥某种低下的美学趣味的用语。
现在也偶尔还在袭用。
其实倘若我们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照相馆布景顺次对比研究一下，我们便不会那么轻率地对它们嗤之以鼻了。
那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市民风尚的形象说明，有着不可低估的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商业史、照相史等方面的资料价值。
早在一百多年前，照相术在西方就已走向了平民。
一八六一年伦敦的《摄影新闻》杂志曾发表社论说：“摄影已经拆除了妨害自由的贫富之差。
由于有摄影所带来的恩惠，一个勉强可以维持温饱的贫苦人家，也可以为自己的妻儿们拍摄一些很讲究的人像照。”
照相馆既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造梦使命，便格外注重布景的绘制。
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人们所要求的标准梦境也便不断演变。
以英国照相馆的布景为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以栏杆、圆柱、帐幕为背景，到七十年代，便流行以独木桥、栅栏为背景了，而到八十年代，又竞相以吊床、秋千为背景，进入九十年代，则流行以棕榈树、鹦鹉、脚踏车为背景，进入二十世纪，一些大显绅士派头的俗人，便立即用汽车作背景了。
照相馆的布景，以及布景前的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世风的刮痕。
在众多的私人照相簿中，无数这样的照片默默地诉说着往往被正史所忽略的世态人心的轨迹。
照相术是随着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入侵而传进中国的。
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中国的最早的照片，百分之一百都是随着侵华军队入华的外国人拍摄的，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军官，有的是传教士，也有个别的新闻记者。
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恰恰是他们，拍摄下了诸如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焚毁后的圆明园、几经劫掠的北京街巷等实况照片。
西方是先有大量的人物肖像照涌现，然后再出现越来越多的风景照，再后才出现有意识的新闻照片，而我们中国成批地进入照相机镜头的画面，竟首先是敌方用以显示他们赫赫战功的死尸与废墟，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
不过照相术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毕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得到了普及。
照相馆布景也依中国的世风而演变着。
最早的一批布景，后面仅是一块不绘景物的绸绢，在被摄者所坐的太师椅旁，往往安放一只花杌，上头或是瓷瓶**，或是盆栽兰草，有时更在杌下椅侧另摆几盆花卉。
最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还有一只华丽的痰盂，也总是摆放在杌下或椅侧，有时更置于被摄者腿旁。
那痰盂或是鼓肚形的，或是长颈阔嘴、两重肚子的，体现着非凡的容积。
为什么禁止随地吐痰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政府的一大课题，从一批旧照片上也可得到启示吧。
不过辛亥革命之后，照相馆布景似乎有一次巨大的变革，以卷帘式的多种彩绘背景招徕顾客，大概自那时勃兴。
在二十年代前后，最流行的是中西合璧式的客厅绘景，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利安式或科林思式立柱，有显得过分夸张的壁炉，但也可能有纯粹中国式的挂落飞罩与花瓶香炉，有显得十分矫情的鹦鹉架……在三十年代前后，渐渐流行一种室外月光景，景片上画着冲破云翳的圆月，以及仿佛是别墅阳台一角的栏杆和廊檐……进入四十年代，照相馆布景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不管其他部分绘制得如何异趣，一架斜伸在人体后的楼梯却惊人的雷同。
显然，那楼梯标志着背景上是一座起码两层的楼房，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直到解放以后，也曾是富裕生活和理想境界的一种同义语。
这种突出豪华楼梯的照相馆布景，一直延续到今天，无数着西装、穿纱裙的新婚夫妇以它为背景拍下了神圣的结婚照。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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