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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风暴，把所有照相馆的布景一扫而空。
但风暴稍敛，一些画照相馆布景的人又被找来，他们绘制出了诸如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南京长江大桥一类的布景，内容确实刷新了，却体现着同一种匠气。
“文革”
结束以后，在七十年代初，最时髦的布景是摆上一台真正的张开羊角天线的电视机。
而到如今，进照相馆照相的人要求有布景的日渐减少，照相馆的冲印业务成倍地高过了拍照业务，人们渐渐进入了一个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135彩照，并用插袋式相册构成私人照相簿那么一个新阶段了。
岁月悠悠。
面对着私人照相簿中的旧影，我真是思绪万千。
有着值得永远自豪的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引进西方的发明。
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首先强行将他们的发明引入到我们中国来的。
一八六四年英国商人杜南特利用北京宣武门外的旷地铺敷了约五百米的铁路，第二年试驶了小火车，结果很快被清朝官吏勒令拆毁。
如果清朝官吏是基于不能允许外国商人随意在中国享用建造、经营铁路的权益这一认识而采取这一措施的话，那我们甚至值得向他们致敬，但他们当时之所以出面干预，却仅仅是因为火车那东西令“观者怪骇”
，他们便是率先怪骇的人物。
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许多守旧的人物也是怪骇有加。
一度盛传被拍照者会被照相机摄去精魂，因而我们在中国早期某些肖像照片上，不难看到惊惶不安或视死如归一类的多余神情。
在西方的科学技术新发明面前因怪骇而产生出的拒绝心理，就是今天也仍未绝迹。
但从很早开始，也就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勇于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不是被动地让西方的发明来令自己怪骇，而是主动地迎向西方，甚至跑到西方去了解、学习乃至参与他们的发明创造，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
这批人里，就包括早期的中国留学生。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位留学生，当推容闳。
他在道光二十六年即一八四七年即到美国留学，一八五〇年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后来加入了美国籍。
他的留学似乎有着某种偶然性。
一八七二年，清朝政府在洋务派推动下第一次派了三十个学童赴美留学。
一八九六年，张之洞奏派二人赴日本留学，成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赴日之滥觞。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初次考试出洋归国学生，授翰林院取衔及进士有差。
同一年在时代潮流推动下又诏示天下停止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后，到日本和西方留学的浪潮更加高涨。
一九一二年，李石曾、吴稚晖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留法预备学堂。
同年，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自北京启程。
一九一五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又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了“勤于作工，俭以求学”
的口号。
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的领导人闻讯积极动员湖南青年参加。
一九一八年夏秋，毛泽东为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
到一九二〇年，赴法留学形成了一个**。
我的一位姑妈，便是在这年随着一个勤工俭学团体奔赴巴黎的。
出于某种可以想见的原因，我手头至今仍留存着些这位我称为大姑妈的长辈的早期照片。
现在让我们来看我所挑出的头一张（图8）。
这是大姑妈到达巴黎不久，与她的中国学伴在照相馆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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