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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挑出的第四幅照片（图11）便是这种状况的一个见证。
左边第一位是我的大姑妈，因为不是在照相馆拍照，全然依赖日光照明，她的脸部恰巧落满阴影，当时学友使用的照相机无闪光装置，因而难见她的“庐山真面”
。
但从她穿的裂肩式连衣裙和相当放松而优雅的姿势，当不难判断出她已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其余六位（包括面对他们拍照的一位）据说到达法国也都有三年以上。
这一群中国留学生那天同游风景区时其实一直争吵不休，这永远留存下来的和谐面影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据说他们当中倾向于各种时髦主义的都有，从共产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从三民主义到工团主义，全都提出来了，有的一人游移于几种主义之间，有的一人竟坚信两种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思潮激**和政治斗争之中，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死敌，当其中一位在一九二七年的“清党”
黑潮中惨遭枪决之时，另一位却可能并不夹带私怨地认为是“咎由自取”
；而当其中又一位在一九五四年的“镇反”
运动中被镇压之后，则又可能有再一次义愤填膺地判定他是“罪有应得”
……历史进程无情，个人命运无定，面对着这类于短暂中呈现出亲密与和谐之一瞬的旧照片，我们的思绪当不至于紊乱，而应更趋于丰富与准确……
对于这第四张照片，我还想多说几句。
请注意右侧取蹲式的那位留学生，她是一位女性，但她却有意穿着中国式的男装（她穿的并非旗袍而是大褂），并留着男式的发型。
在那个时代身处巴黎却取此种装扮，不消说是一种反封建与民族意识强烈的表现。
此人名叫罗衡，当时是一位思想激进、热血沸扬的青年，后来追随何香凝先生，可以算是国民党左派中的一员吧。
再后来她渐向右转，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她也去了台湾，并成为台湾政权中的一位资深位高的女性，前几年传来消息，她已病逝于那里。
像她这样的人物，倘若在追随何先生时即因不测而亡，是否便会永留左派美名于世呢？由此联想开去，真是感慨万千。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向当时的卖国政府严正提出了取消中日密约等五项要求。
同日，他还沸着一腔热血走上街头，亲自散发《宣言》的传单，并在“新世界”
商场被当局逮捕入狱。
那一天里，他的形象闪耀着多么壮美的光辉啊。
倘若那一天他不幸被军警殴毙，历史将对他作出怎样的结论？而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为袁世凯称帝鼓噪的“筹安会”
粉墨登场，为首的“筹安会”
理事长杨度成为国人嗤骂的丑类，在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成为货真价实的头号反动派，该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吧？但杨度并没有在那一天或袁世凯称帝的前后死去——比如说被拥护共和的昂奋青年所刺杀——他后来思想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一九二九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说为党做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提到他时还称他为同志，甚至称他为先烈。
倘若我们同时印出了当年陈独秀和杨度的照片，面对着这两位作古的人，我们的心情能不复杂吗？
话题还是回到大姑妈。
在繁纷多样的主张中，大姑妈选择的是哪一种呢？像她那样的留学生其实是最多的——他们被称为“科学救国派”
，他们决心踏踏实实地在科学技术先进的异国学到一种专门的学问，然后回国为中华民族效劳。
对于那些热衷于政治活动而观点对立的两派学友，她同样友好，而当时的那两派学友，对她都同样宽容——没有人强迫她投身政治，也没有人批判她不问政治。
我曾问过大姑妈，当年在巴黎见没见过周恩来，她说自然是见过的，握过手，说过话，对方对她很尊敬，称她为“先生”
。
但她实在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充其量不过是回忆出：“啊，我记得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我看见他西装袖口已经磨旧得掉下了呢毛毛……”
人家忘我地投入了革命，她却忘我地扑向了科学。
从第五张照片（图12）上我们看到深秋的巴黎街头，以及已经补习完法语，准备各自转到选中的专业去正式留学的几位中国学友。
大姑妈后来考上了里昂大学生物系，开始钻研细菌学。
因为同时还要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并在实验室“勤工”
，所以她时常来往于巴黎与里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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