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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司令员一听觉得很好，于是那两盆宝石花便被搬到了苏联人面前。
那群苏联人一见，眼睁得滴溜溜圆，嘴张得茶杯般大，末了团长搓搓手，咽咽气，激动万分地说：“这礼物太珍贵了！
我们这个代表团无权保留，带回去我们就转交给博物馆……”
这类美好的回忆，使梁花侬每晚入睡前能达到心理平衡。
但一到白天，其麟去单位参加“斗、批、改”
了，她一个人留在家中时，便烦躁忧闷不堪。
一九七二年以后，她便利用白天的时间写申诉材料，这些申诉材料有的后来并没有投寄出去，但铺开纸写下些自己想说的话，同样也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
她总是在其麟回家以前将纸笔收藏起来。
同其麟吃过晚饭以后，她又变得乐观而活泼。
她的心理状态就这样在一天里经历着一冬和一春。
其麟在好几年以后才看到了她写下的一厚摞材料，其中许多段落很能说明她的心态，并且颇具政治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参考价值，如：
……我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工作，西北办事处在我家成立，我有问题能这样做吗？后王司令员也来我家叫我办剧团，我用自己的名子（字）招教职员，办剧团经费不够，就把我的房子、家具卖了办剧团，共卖两万三千多元，给新江（疆）买戏箱，三轮车，电料，招生，路费，从此我北京连家都没有了！
请问谁，参加工作带着全部财产？三反时斗争我说我贪于（污）了一万元，把我送到军法处，七个月，请想：我的两万多元在团里，反说贪污了一万元，这是什么账啊？王司令员不在，就搞我，后来还有两年机关管制，说我是反动派管制我，我照样培养学生，排戏……说我特间（嫌），因为我姑爷是国民党，说我认识金必（璧）辉，是因为，姑爷打死一日本大左（佐），现（宪）兵队抓他，每天来我家要人，后经李砚秀的母亲介绍，托金给解决此事，办完了，我便不去了，后来她出事，没我事，也给我扣上了。
我女儿梁秀娟在我家请公安局局长，那是为救姓施的一家，施是共产党，如今他死了，儿子侄子还在哪，能给我作证，我不认识那公安局局长去，怎么救人哪？……我在兵团十多年，军及（籍）三年多，差两个月不够十五年，现在算我七年工令（龄），连退休都没资阁（格）办了，我受多少苦也没离开过组织呀……
像梁花侬这样的伶人，细分析她一生的经历遭际，便能看出不管外界环境发生着多么剧烈的变化，他们的意识中总有着一种超越性的比较稳定的东西，那大概便是通过学戏、演戏而无形中凝聚出的一套观念和信念。
中国的戏曲，特别是京剧，其中究竟沉淀着儒、道、释及其他文化的哪些因素？倘若我们不用简单地只分为“精华”
和“糟粕”
两种成分的方法，而用更新颖更精微的分析方法加以透视，大概能有新的发现与领悟吧？我们将不但能据此更理解中国的戏曲和伶人，并且也将能据此理解一大批受传统戏曲影响的观众的心理习惯。
梁花侬进入晚年了。
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她应在结束生命之前见到她的女儿梁秀娟。
这仿佛是她为人生应尽的一项义务。
白其麟作为梁秀娟的长子当时反倒没有那样一种冲动，因为他觉得姥姥的想法太不现实。
但最后白其麟还是秉承姥姥的意志，执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封信，万没想到，三个月后有关部门寄回了这样一封信：
梁花侬同志：
你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收悉。
据悉你女儿梁秀娟现住台北板桥大观路一号。
如你要和她联系，请你直接与其通信。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祖孙二人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托人从香港给梁秀娟试探性地寄去了头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写着“我们都好”
及一行地址的纸条。
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始时描写的那一幕。
海峡两边的亲人开始了谨慎的通信。
粉碎“四人帮”
以后，白其麟恢复了演出，他给母亲寄去了自己的剧照，现在我们印出了其中的一帧——是《荀灌娘》中频频惹人捧腹的荀常一角（图28）。
要论国剧（京剧）正宗，自当还在大陆。
梁秀娟看见儿子不仅身体健康，而且事业上大有发展，心中十分快慰。
一九八〇年秋天，梁花侬获准去台湾与女儿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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