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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领导的自杀身亡,给了梁花侬一个强刺激。
以她的政治头脑和分析能力,很难弄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当各种座谈会向她发出邀请,当各种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想法怂恿她发言时,她却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下来。
因为在那一时期的任何发言记录上也找不到她的片言只语,所以尽管有的人以为她是个天生的“右派”
,却终究没有在反右运动中给她戴上“右派”
帽子。
梁花侬的沦落是在一九五九年。
“反右倾”
时当地部队若干据说与彭德怀有关系的干部挨了批,梁花侬也捎带着算为一个“右倾分子”
,排于最末。
她被判处“两年机关管制”
,降下两级工资。
这时梁花侬的积蓄已所存无几。
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她与团里的其他教员、学员一样,每人都足足瘦下了一圈。
她女儿梁秀娟和女婿白莲丞住在台北的事越来越成为一团阴影,罩在了她的头上。
她被认定为“特嫌”
。
但她依旧兴致勃勃地教着戏。
直到一九六三年,她才退休回到北京。
一九五〇年她离京时将北长街三十号的二十八间房子全部卖掉了,因此十三年后回到北京时只好先同三女儿一家合住于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中,后来又搬去与外孙白其麟合住,白其麟当时已经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在一个区级京剧团里当丑角演员。
不久便爆发了“**”
,连梅兰芳的遗孀和子女都受到了凌辱,梁花侬及其亲属的处境可想而知。
在粉房琉璃街的小小住房中,梁花侬与外孙白其麟相依为命。
每到晚上,在幽暗的灯光下,梁花侬便娓娓地对着外孙忆旧。
她的记忆仿佛是一面筛子,专筛出那些足以唤起自尊和快乐的事物。
她不止一次重复地讲到关于那两盆宝石花的故事。
白其麟依稀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大条案上,与掸瓶、帽筒同样对称地摆着两盆宝石花,在珊瑚做成的枝干上,用翡翠宝石镶出了若干花朵,那很可能是从皇宫或王府里流散出来的摆设。
梁花侬告诉外孙,两盆宝石花实际上是两条人命。
四十多年前她带戏班到沈阳演出,两个死刑犯的家属跑来跪着求她,让她到大帅府找少帅(张学良)求情。
于是她抻抻衣襟,跺跺脚,便去闯了大帅府,居然说动了张学良,放出了那两个死刑犯。
得救的家庭给她送来了这两盆宝石花。
她开头死活不收,后来人家说:“好歹是两条命,你留着当个吉利。”
她才收下了。
这故事的前半段,她讲的时候声量比较小,措辞上也常犹豫,但讲到下半段,她的声量就放大了,节奏也加快,流利而生动。
她说解放后她将那两盆宝石花带到了新疆,摆在她的办公室里,王震司令员待她很好,在办公室看见了那两盆宝石花,还夸赞过。
后来苏联来了个代表团,她强调是“斯大林派来的”
,王震司令员亲自主持接待,她也参加了。
双方十分友好。
临分手的时候,王震司令员觉得原来准备的礼物不怎么丰厚,她便主动提出来,将她那两盆宝石花,作为王震司令员所辖部队的礼物,送给苏联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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