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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那为王进福立碑的他的同伴。
我想到了路，无数平原上的路和高原上的路，想到了齐总参与修筑的大西北的那些盘山公路，那些雪线上的路、跨越冰川的路。
我更想到了穿越三十年的友谊。
世上确有用汗水凝结出的业绩，确有厚实纯正的灵魂，以及洁净美好的人际关系。
齐总所在的交通部第一公路设计院在“大跃进”
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迁往了西安。
齐总带头去了西安，从此长期定居在那里。
他毕生的筑路事业是和祖国大西北的公路开拓联系在一起的。
他自然常常出差来北京，绝大多数是来开有关的会议。
电台编辑每次都去招待所看他。
一九七九年，那时齐总已经退到二线，但因当时上面考虑修筑京津唐之间的高速公路，所以又把他这匹老马唤来了。
那回他在北京，电台编辑把我拉去同他见了一次。
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位被我们的许多电影和话剧规格化了的那样一种气度轩昂、文质彬彬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结果我见了一惊，站在我面前的齐总太像一位烧锅炉的老工人，他不戴眼镜，一身朴素的褪色的中山装，一双半旧的布鞋，头发全白了，剪得短短的，根根都竖立着，脸膛红红的，皱纹不多，但每条都很深。
我不记得那回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印象之中，大多是我和电台编辑在说话，他是寡言的，唯有真诚的微笑，始终挂在他的脸上。
后来，我问过编辑朋友：“你和齐总两个人见面时，都聊些什么呢？”
他淡淡地说：“也并不一定聊什么。
有时候就那么面对面坐着，坐到他或我有事必须离开。”
这真古怪。
最真挚的友谊，往往就是这么超越常态。
直到最近，因为我通过编辑朋友问他借用照片（图136、137），并希望他把那回勘测冰川的事迹再丰富一些细节，齐总他才写了一封长信来，他的一些经历，编辑朋友也才第一回知道。
他在信上说：“自一九三四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至一九八六年退休止，共工作了五十二年，都是从事公路建设，并未中断，且在高原、边疆工作了较长时间。
……我毕业时的照片，原是为同学录而照的，在我们同年毕业的同学中，只有两人穿便服，一个是欧阳宝铭，穿的是绸长衫。
一个是我，穿的蓝布长衫。
解放前我常穿黑斜布制服，解放后则常穿蓝咔叽中山装。
直到现在，有的人说：解放前的工程师大多是笔挺的西装，光亮的皮鞋，像你这样的穿着的确不多。
一院的老书记甚至开玩笑说我穿得像叫花子。
有的说是朴素。
其实，好服装我也有，就是不想穿，不爱穿。
吃的也是这样，但食量已多年未变，好吃的，绝不过量，不好吃的也一定吃够。
这可能和我多年的野外作业生活有关。”
对于一九五六年把他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大加宣扬的勘测冰川一事，他并未在信中补充什么细节，反倒对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任青新公路踏勘队队长时的经历，有详尽的叙述：“青新公路自青海湖边起至新疆蜡羌，长约一千二百公里，中经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被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哈萨克人所占据，头人为胡斯曼和胡赛音（解放后被镇压），他们不但将蒙古族同胞惨杀赶走，还时常向外骚扰，安西的一个公路道班就被他们全部杀死，所以那里被视为畏途，无人去，情况也鲜为人知……但我后来还是领着踏勘队朝那里去了。
那里蚊子成群，我们每人发了一只牦牛尾，以便打蚊子。
进入盆地不过二三天，蚊子就很多了，只得将衬衣缝好套在头上，留口、眼三个洞，用牛尾不停地打，蚊子还是不住地向口、眼中碰，每到一站，骆驼、马身上爬满蚊子，白马变赤马，实非夸张！
支锅做饭时，锅边上都爬满了蚊子，幸而都是无毒的，且早晚气温低时，蚊子不活动。
有的地方，还有一种苍蝇，从眼前飞过时，即向眼内产子，不久即成蛆，弄不好眼就瞎了，我曾有两回遭此害，幸用药棉将眼中的蛆擦出……但更大的威胁是占据那一片地方的胡赛音……来了个胡的人，说王爷（指胡赛音）要我去他的住处，我说，我不去，有事可以在我们住地和他的住处当中的地方谈，后来他们答应了，但我们这方面谁也不愿意去跟他们谈判，我只好自己去了，走到谈判地点，就看见胡的人在沙丘上架好了机枪。
胡带着十几个人，气势汹汹逼近了，我这边只带着两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个大汉突然袭击了我这边的一个办事员，把他从马上揪了下来，我便跳下马，高声喊：‘你们要干什么？要想打吗？’这时胡赛音就近前声色俱厉地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修路的，这里有野兽，有土匪，所以我们带着枪，为的是警卫。
’他态度稍有缓和，我也便缓和，他见我缓和，就又强硬起来，他强硬我也强硬，这样反复几次，约一个钟头，最后他表示愿意让开我们所需经过的路……”
读完这信，我颇为困惑，因为齐总在信上所详细讲述的，竟是解放前国民党治下的勘测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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