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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修一条路来沟通两地，架一座桥来沟通两岸，还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渠道来沟通两方面的心灵，都需以辛劳与坚韧为基本代价。
齐总和电台编辑之间那貌似寻常而又很不寻常的友谊，使我想到了许多许多。
我在自己的“簿外相片”
中发现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已然发黄的相片（图141）。
从相片两侧的题词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友谊该是深厚的。
但自我懂事以后，父亲从未同我提起过相片上的这位朋友，母亲目前还健在，她也想不起父亲的这位朋友究系何人。
友谊比爱情更难持久。
除了政治的、时代的、际遇的因素之外，我们该悟到人与人心灵的真正而持久的沟通洵非易事。
以往我从未仔细观察过这张相片。
现在凝视着这张相片，我的思绪像长疯了的灌木，枝叶纷披。
相片上该是一对夫妻。
据周锡保所著《中国古代服饰史》所附“辛亥革命后妇女的上衣下裙的变化”
考据，相片中那位太太的旗袍和发型恰是一九二六年最流行的样式。
相片上的夫妻双双戴着眼镜，镜框是浑圆的，有趣的是，据说今年海外镜框的流行款式又复归于正圆；而且相片上丈夫手中的那种草帽和妻子手中的那种方盒形手提包，也已在海外复苏；人类的穿戴看来无非就那么十八年八十年为周期地来回时髦着，人类的情感呢？爱情与友谊呢？难道也总是时髦一阵便罢？难道也总是转着圈儿时兴？
我又从“簿外相片”
中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相片（图142），这回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位，那后排站立着的左数第二人是胡兰畦。
此人曾同我家有过来往。
记得解放初，我已随父母来到北京，住在钱粮胡同的一所宿舍大院中，有一天有位阿姨来访，穿着一身列宁装，戴着一顶八角帽，当时只有母亲在家，她见了母亲，招呼之后，竟上去吻了母亲脸颊一下，使我觉得非常滑稽。
后来长大了些，看了些外国电影，才知道那是洋人的习俗。
后来她又来过几次。
但一九五四年后即不见她再来。
长大后，也曾问过父母，那位胡孃孃怎么不再来了？父母神色都相当严肃，记忆中，是他们告诉我，那位名叫胡兰畦的孃孃，出了事情。
从此我也就把这个人忘记了。
但最近几年，在杂志上读到了她署名的一些文章，知道她原来参加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见过高尔基，并且在此之前还见过老马克思主义者蔡特金，还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坐过德国法西斯的女牢。
前些时又发现有一册《胡兰畦回忆录》出版，买来通读了，进一步了解到她一生的经历既丰富曲折又坎坷多舛。
她最大的悲剧在于革命队伍内一些同志对她的长期误解和不公正对待。
现在望着这张偶然留存在我手中的，她在上头微笑着的，显然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的旧相片，我痛切地意识到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同志间的沟通也谈何容易。
我想读者当不至于埋怨我扯得太远。
读者实在不妨随我作关于路的种种遐想。
从齐总其人，从齐总同电台编辑的友谊，从大地上的路，我们应当很自然地联想到人生的路，事业的路，情感的路，人际关系的路，从而产生出一种最强烈的沟通的渴望（图143）。
尽管实在没有把握，但我很想趁着最近颇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体力也还可支，骑车去到远郊，寻找那块为筑路工王进福所立的小碑。
我一定要去。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北京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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