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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景、与贫下中农同开批判会的场面，等等。
加上他的娓娓回忆，足可构成一篇冷静而丰富的《十年心迹》，我也确实开了笔。
但他突然又反悔了，不愿再提供那样一些照片，而且他的理由是非常正当的：“这些照片上的我，客观地看上去都是狂热病患者的面容，印出来不等于示众吗？倘若大家都不怕当众忏悔，倒也罢了，可如今谁见着过有这类东西印出呢？我还是别当‘傻帽’吧！”
我当然是尊重他，奉还全部照片，并感谢他最初的好意。
一位同行对我说：“没想到你有那么多‘家底儿’可以抖搂。”
“家底儿”
指的是我家的旧照片。
其实，我抖搂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一些旧照片，很有刊印的价值，但因为其中有的人物，不是我这样的晚辈所能妄议的，所以我很犹豫。
一位到我家看过这样一些照片的朋友，多次怂恿我将有先烈孙炳文及其亲属的照片发表出来，并写成一篇介绍他们壮烈事迹的文章，我也屡有冲动，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壮丽事业中，孙家是个典型的革命家庭。
孙炳文牺牲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
的大屠杀中，他的爱人和同志任锐继承他的遗志，一九三六年带着长子孙泱、女儿孙维世奔向了延安，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没等看到新中国正式诞生便溘然长逝于天津，而孙泱和孙维世，竟又相继惨死于“**”
当中，一家而捐躯四口，该是多么悲壮。
但他们都是党史上的人物，亲属、同志健在的还有不少，我只不过是在自家的私人照相簿中，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仍保存着他们一些面影的照片收藏者而已，实在是没有资格为他们立传，更没有资格对他们评议的。
但每当望着这些照片，这样一种感慨总是油然而生：革命，确实是需要付出牺牲的啊！
而最惨痛的牺牲，不是遭到公开的敌人的杀戮，却是被混进革命阵营的坏人以“革命的名义”
将你当作“反革命”
害死！
孙泱和孙维世这一对兄妹在“文革”
中的悲剧，便足令人长叹不已。
我祖父固然同孙炳文是好友，我父亲也还同孙家保持着一些联系，到我自己，则已与孙家不甚相干，但手里提着一些有关的照片，心里总不禁怦怦然，真怕时间流逝之中，这一家四口捐躯的可歌可泣之事，渐渐地湮灭无闻。
想来他们的亲属、同志，以及专门研究党史和表彰英烈的人们，会有一天专为他们写一本书的吧。
读过我这《私人照相簿》前面各篇的读者，大概会产生这种想法：你怎么写来写去，净写些知识分子？我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都建议我“不要光写一类或相类的人与事，为什么不写写老八路、新四军？”
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体谅到，因为我这文学实验是要以照片与文字相辅相成，而以往有可能照许多相，以及有可能留下较多旧照片的，总以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居多。
不过，我确也花了不少气力去访寻能提供较多照片的老革命。
而且，鉴于知名的老革命属于列入正史的人物，我不能妄加描绘，所以我希望能找到普通的老革命，倒不是对普通的老革命便可随意描绘，我的意思，是相对而言，总比较容易下笔，并可使其内容与其余各篇配套，因为我这“私人照相簿”
，总的构想，是透过最普通的，乃至不够“典型”
和一般是被人忽略乃至遗忘的人和事，来唤起对历史和命运的幽幽情思。
现在我便暂且放下具有文物价值的关于孙炳文一家的照片，而先将一对很普通的老革命的照片，连同他们那生死相依的经历，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在北京东郊一家大工厂里，仍保留着一片平房宿舍区，那红砖的排房已经相当陈旧，各家又在屋前房后接出了高矮、质量不一的小屋，好在各自都拦出了一块小小的院落，向日葵盛开着，瓜棚豆架织出片片绿荫，又有缤纷的草花点缀其间，望去倒也颇为悦目。
在其中一个小院里，我拜访了一对老革命。
我没有想到，他们能提供给我这么些很有意思的照片。
这老两口，女方叫张素琴。
她一眼望去，便是个江浙人。
开口说话，更显露着上海口音。
她还保存着她平生头一回进照相馆所照的相（图144）。
那时候，她已是上海日资公大纱厂的工人，一月有一斗米的收入，时年二十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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