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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的时间或许还比前一张略早。
因为据一篇文章介绍，一九一九年，孙炳文便赴德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去了，而任锐则留在北京，一面抚养孩子，一面继续读书。
所以这张结婚照或许摄于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
第二排两位女宾的高领卡袄，也恰是那一时期的常见样式。
孙炳文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
事变中被害，据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一定要把他杀死，听我父亲说，他是被拦腰截为两段的。
我母亲（图158）对孙炳文和任锐更熟悉一些，因为她曾寄住在他们家中。
那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祖父已跑到广州参加大革命，我父亲则在外地谋生，只剩下我母亲随我祖父的后妻过活。
我那后婆婆对我母亲很不好，动不动甩脸子乃至于打骂，严寒的冬天，也不给母亲住的小偏屋升火，母亲的双手冻成了胡萝卜样，又在母亲住屋门口放了一只泔水缸，天气稍暖，屋里不那么冻得慌了，却又让阵阵馊味熏得难过。
正当母亲挨不下去的时候，有一天她从屋门口泔水缸中发现了一封撕成两半的信，那显然是后婆婆撕的，但又故意不撕得粉碎，意在让她拣出来拼看。
母亲拣出来拼看后，才知道正是孙炳文（她称他为“孙叔”
，但她又称任锐为“孙婆婆”
，不如何以这样地称呼）写给她的信，大意是说已知她的处境，让她立即离开后婆婆，到他们家去。
母亲激动得不行，便卷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包，毅然离开了那个只给她留下屈辱与痛苦的小院，投奔了孙家。
孙炳文一生的业绩轰轰烈烈，这样一桩小事，就他一生而言不过是小小的插曲，然而我母亲，我们这些子女，对这桩小事却永志不忘。
对于朋友的一个儿媳妇能这样地关心、这样慷慨地收容，在今天，也并不是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
据母亲回忆，从那时候她的眼光看去，孙家是有点特别，母亲看惯了当时社会上妻子遵从丈夫的家庭模式，而在孙家，孙叔和孙婆婆之间则极为平等。
孙婆婆经常主动同孙叔争论，争论得非常之激烈，争论的内容，母亲是听不懂的，但绝非家庭中油盐柴米一类的琐事，都是些重大的社会题目，尤其令母亲吃惊的，是孙婆婆往往占着上风，最后竟是孙叔向她点头称是。
她还记得孙泱那时候已经上到中学，迷恋上了《红楼梦》，常常躲在帐子里躺着读《红楼梦》，还不惜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去购买各式各样的续书，但续书没有一本令他满意，最后床下扔了一地的劣质续书。
在母亲的记忆里，孙婆婆的形象镌刻得更深一些，一九四九年任锐病逝后，母亲把《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悼念文章读给我们听，文章中有一个细节，说在行军的途中，她骑在马上，大声地唱歌，鼓舞战士们的斗志。
读到这里，母亲停下来，点点头说：“对，孙婆婆就是这样，她很豪气的。
我能想出来，她唱歌的神气是什么样。
那真是别人都难比的。”
在我搜集到的另外两张照片中，我们可以再睹这位不寻常的革命女性的风采。
那都大约摄于一九一七年左右。
一张单人照，不仅端庄美丽，而且神态中透露出一种自信与**（图159）。
另一张四人照虽然摄于照相馆中，但完全打破了照相馆拍照的惯常模式（图160），孙炳文与她竟各自若有所思地反坐在当中，姿态奇特，最令人惊诧的是地下扯来一些稻草，很不规整地铺放着，把后面甜腻腻的布景所构成的情调加以改变，这种出格的布置是否蕴含着一种对现实的反叛情绪？
万没有想到，“**”
当中，革命烈士的儿女——而且本身也是多年参加革命的好干部孙泱和孙维世，竟惨遭“四人帮”
迫害致死。
孙泱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在被残酷地批斗后，据说有一天发现他竟被绳子勒死在关押他的房间的暖气上。
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著名导演孙维世被蛮横地逮捕后，据说一直被反铐着双手，牺牲后的景象惨不忍睹。
这里刊印出两帧孙维世早年的照片。
其中一帧是她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在苏联的合影，背面有她的亲笔题字（图161、162）：“亲爱的妈妈：在我旁边的这个姑娘叫独伊，是烈士瞿秋白同志的女儿，她会唱歌会跳舞，比我小一岁，现在可以同我们讲中国话。
妈妈：把我们的快乐带给你！
你的兰儿。
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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