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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文像孩子般地急促摇头，连连地说：“人家刘同志要看的是这个簿，不是那个簿嘛！”
我这才想起来，介绍我来访问他们的同志，告诉过我：“老王不但有私人照相簿，还有私人集邮簿，而且他还藏有一枚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名的解放区邮票！”
我心里很想一睹那张名票的面目，面子上却不好意思得陇望蜀，便讪讪地说：“这回让我看了这么多照片，已经很满足了！”
王殿文立即呵呵地笑着说：“是呀，是呀，不要看得太累了啊！”
张素琴便用眼睒着他，抿着缺牙的嘴笑，笑完了说：“累不累倒没有什么，只怕看呀看呀吸到眼珠子里头去了，把你急死了！”
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王殿文那张独家藏票——“县办报刊专用”
邮票。
不过他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有关的首日封，现在我也把它刊印在这里，作为一组照片的补充（图155）。
这张“县办报刊专用”
邮票是他一九四六年得到的。
他曾在《集邮》杂志上撰文说：“那时，我在山东解放区文协负责秘书处工作，机关的驻地在临沂城内，后转移到莒南县马棚官庄。
是年春天，上级下达个通知，说是在华的美国友好人士要信销过的解放区邮票，然后由他们带回美国；一枚解放区邮票可换美金一元，所得款项用来支援解放区的建设。
上级要求各单位的秘书部门，把各解放区往来信件上的邮票一律搜集起来，听候上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收集到数千枚邮票。
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上级迟迟没有派人收取这些邮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天，我从日照县邮寄油印小报的信封上，见到一枚盖有日照县邮局戳记的红色‘县办报刊专用’邮票后，很是喜爱，便小心翼翼地将它剪下来，夹在我的采访本里。
很可惜，那时我还不懂得收集实寄封。”
后来，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被迫丢掉了数千枚邮票，只保存了几十枚石印或油印的邮票，其中就有这最珍贵的一枚，除他所藏的一枚外，现国内仅中国革命博物馆还存有两枚，但都是新票，不如他这枚盖销票出色，而最妙的是当年邮递员盖邮戳时，恰好把“日照”
这个地名盖了上去。
王殿文所存的这枚邮票，曾被有的权威人士否定，认为那算不上是邮票，他离休之后，头一桩大事便是自费到山东老区调查，结果竟从日照县邮电局留存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当年发行此票的正式通知和所附“专用邮票样式”
，铁证如山，专家们不得不首肯了这张邮票的价值。
这一对生死相依的革命夫妻的晚年是幸福而充实的，光是集邮就能给他们带来无比的乐趣。
一些人出生，一些人活着，一些人死去，一代又一代人再一代人交叠地互相覆盖着、脱离着，结果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一些画像，一些照片，近、现代则又有录音和影像，一小部分人还占有着辞典里的几行、几十行乃至半页的篇幅，想起来既热闹，却也寂寞。
在一个雨天，在乘客不多的电车上，我听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女孩，奶声奶气地问她的母亲：“妈妈，谁是刘少奇呀？”
又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邻居家的一个读夜大的小伙子，在楼梯口遇上我，懊恼地说：“……今儿个考砸了，那个填空该填郁达什么夫，我愣想不起来……”
“永远不要忘记！”
这提醒本身就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忘记。
孙炳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人物之一，今天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他呢？就是我，除了知道个大概外，也简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我家一直藏有几张关于他的照片。
有一张是他与我祖父和一位叫李贞白的先生的合影（图156）。
大约摄于一九一九年之前。
我祖父站在当中，右边身材比较魁梧、身着中式装束的，便是孙炳文。
那时他们三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祖父大约年龄居长，所以站在当中。
再一张是孙炳文和任锐的结婚照（图157）。
新婚夫妻的装束颇为奇特，新娘的裙袄和披巾尤为别致。
我祖父站在第三排左边，当天他是证婚人。
地点据说是在北京的中山公园。
照片上的另外几个人是谁，如今已无从考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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