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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王殿文还保存着张素琴当年写给他的一封信：
殿文：
你连来三封信都收到了。
收到你的来信以后，我也没写回信给你，因为自己连写字的纸都没有了，所以拖到现在也没有写信，请你原谅我吧！
我被钢雷炸了。
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南边发生情况，我们就往外转移了，爆炸队的同志便到里边下上地雷，而我也不晓得，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回去看仲西林同志，一进门口里边，便踩上了地雷，到那时候，地雷往上轰隆一响，自己吓得不知道了，房子里边到处冒着烟，人也看不见了，这时耳朵聋得什么也听不见了，等了几分钟，仲同志在外边喊着，我才觉着醒过来了。
但是，醒过来的时候往身上一看，身上的夹袄后边炸得没有了，走到外边来一看，别的地方没有伤，只是两腿上伤了一点，手上伤了一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现在已经好了，希望你不要挂念，安心地工作吧！
现在民站的同志都调动工作了，只有光棍司令我一个，到以后也许变动，因为以后的民站，要由地方上的干部来建立，外来的干部一律调动，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决定，决定以后再说吧！
素琴上（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信中所说的挨地雷炸而大难不死一事，发生在竹庭县黑林村。
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这类的事情实在多不胜数。
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这样的情节都只能归于雷同与平淡，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在他们夫妻的生死相依的生命历程中，却永远能激起感情的波澜，永远不能忘怀。
那发黄变脆的信纸和早已褪色的墨迹，永远比最优秀的小说和最杰出的影片更使他们心**神驰。
这就是非虚构的特殊力量。
在条件成熟时，我是否也该进行一种搜集、爬梳、阐释“私人通信录”
的文学试验呢？
还是来看照片。
这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照片了。
当时张素琴和战友们随军南下，路过泰安时，同战友赵秀芳跑进一家照相馆照了这样一张相（图147）。
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们二人在镜头前摆出了一种正在迈步前行的姿势，这是她们激昂心情的表露，也是大军南下的时代气氛的见证。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素琴随军到达郑州，转到郑州市总工会，分管烟厂方面的群众工作。
郑州当时有几十家大小烟厂，她常带领烟厂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保障工人权益。
这一时期的照片上她常坐在中间，并有工人姐妹亲昵地扶住或搂住她的肩膀，并非偶然。
（图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殿文当时到了武汉，在中南行政区新闻出版局工作（图149），张素琴终于也到了武汉，与王殿文汇合，这时候他们才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算是填补空白的结婚纪念照（图150）。
除了头上的八角帽外，男方脚上笨重的皮鞋和女方腰束的宽皮带，都具有那一时代的特色。
只是那照相馆的背景图画，还软绵绵地没有跟上时代的趟儿。
开列他们这对夫妻的履历是没有必要的，履历往往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入的命运。
总之，后来他们调到了北京，又同时到了这家工厂，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行政领导职务，现在他们又都已离休。
我从他们后来的大量照片中，挑选出了几张刊印在这里（图151、152、153、154）。
我没有深问他们，但已知道他们也有坎坷的一面。
我指的还并不是读者可以猜出的“文革”
初期所受的冲击。
有一些属于革命者，属于老革命的辛酸，是反而更难以也不必要公开描述的。
这一对老夫妻是充满情趣的。
没有情趣的革命者往往把人吓走，因此到头来也革不好命。
革命本应使人们生活得更加有趣，而不是相反。
当我翻检了一通他们的大量照片，正赞叹他们的大方时——我举出同他们相反的例子，某些人家就很不乐意拿出他们所有的私人照相簿供我任意翻阅——张素琴诡秘地笑了，冲老伴睒睒眼，又冲我努努嘴，然后说：“我倒大方，可他呢？他呢？他有的宝贝，可舍不得拿出来给人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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