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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约翰·福尔斯小说《丹尼尔·马丁》中的英雄作家说的：
在一个知性阶层公开提出“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好起来”
这样的观点变得令人讨厌。
甚至当事情……私下确实变好了，一个人也不敢艺术地这么说……只有一种悲剧性的、荒诞主义的、黑色喜剧的视角……才可能被认为是真正代表着人类尊严并且是严肃的。
在这种黑暗的、愤世嫉俗的、带有偏见的社会思潮中，衡量一个人卓越与否，是看他面对死亡和一些近乎死亡的虚弱处境时是怎么样的。
这种思潮会锻炼出一种对包括开心体验在内的大多数体验的无情揭露——甚至只对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剧的地方才会直接关心。
在这股悲剧的社会思潮中，即使像尤金·奥尼尔这么严肃的作家也中招了。
罗伯特·伯克威斯特，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指出奥尼尔由于给《安娜·克莉丝蒂》写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而受到攻击：他被指控在哗众取宠。
奥尼尔感到激愤而且觉得被误解了，他回应道：
我想让读者带着这样一种深深的感觉离开：生活还在继续，过去从来不曾过去，而总是未来诞生之所在——问题在此刻解决了，但解决方案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奥尼尔的说明强调快乐结局滋养出的连续性。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个快乐结局来说，快乐的意思就是事情还会继续。
悲剧则相反，它使连续性断开了。
悲剧事件看起来无情地将幕布落下，那也许是悲剧不可更改的条件。
当一个人经历着永久的毁容、无可辩驳的羞耻，或者至爱之人的死亡，那看起来他与他所认同的每件事都一起终结了。
有人可能说悲剧中的人不再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并且没有其他身份认同可接受。
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腿，那实际上有两条腿时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由于那个人是唯一重要的人，连续性便终结了。
如果事情没那么激烈，他只是失去了一颗牙齿，那么他的身份认同可能只是会被干扰而不会被彻底消灭。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份认同需要，当这些需要被严重破坏时，只有愿意去体验一个新身份才会恢复连续性。
在电影《真正朋友》中，一个年轻人在试图跳楼自杀后落下严重残疾。
他最终努力以一个残疾人的新身份活下去并且迈出了羞怯的第一步。
他去加入了一个伤残退伍军人的扑克小组，他们深知在严重的身体损害之后随之而来的所有身份难题。
有个退伍军人是盲人，另一个坐着轮椅，而另一个有两个代替双手的假肢。
他们其中一个问这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受伤致残的，他迟疑不决地回答说他企图自杀来着。
此言一出，大家都一阵沉默，然后其中一个退伍军人说：“你弄反了顺序，你应该先受伤致残，然后再试着去自杀。”
这些人都发现，在他们最悲惨的时期，他们的身份并非如他们曾经相信的那样牢不可破。
无法想象的丧失渐渐变得熟悉起来，变成了一份对人生无常的确实证明。
许多人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化。
当他们认为的唯一愿望——比如让一个死去的挚爱儿子复活——无法实现时，他们会僵在那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他们开始接受一段简单的对话、一口食物、一段扭曲的记忆、一阵感触的哭泣，或者对友谊的一份认知时，他们才算走上了替代丧失感之路。
然而，当他们发现他们继续做出选择的能力也已失去时，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人生，一个专一的身份已然终结的人生。
有个深陷悲剧掌控中的女人因为与她丈夫一段痛苦的关系来找我做治疗，她是个小提琴家。
她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愉悦的风流韵事，那时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
那个妻子在发现这段风流韵事几个月后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打击，尤其当我的患者确信是这段风流韵事导致了这位妻子的心脏病突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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