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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又一次毁于大火。
清王室再次重建时，那建筑师并没有按原样来设计这座箭楼，幸好位于城西北的德胜门也还存有一个箭楼至今，我们可以两相比较，据载，1900年毁于大火的前门箭楼，与德胜门箭楼是基本相同的，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前门箭楼，它的体量在改建时被增大了，齐平台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建筑构件的强度与数量均有增加，是二重檐、歇山顶样式，北面凸出抱厦五间，东、西、南及两檐间开箭窗82洞。
另外，其墙基的倾斜度大增，就视觉效果而言，更显得雍容儒雅。
这重建的前门箭楼好不好看？说不好看的，大约不多。
拆除瓮城后面貌稳定下来，并在“大前门”
烟盒上被世俗所熟知的这座箭楼，其实与清光绪年间火毁后重建的那形象，又有了变化，其一，是登楼的梯道，改成了“之”
字形，并且台阶间有数层平台；其二，是梯道与城楼上的大平台周遭，增加了汉白玉栏杆；其三，是其下面两层箭窗上，增加了拱弧形护檐；其四，是在楼基的斜壁（月墙断面）上，增加了巨大的水泥浮雕。
这些装饰性构件，不仅在影视照相中十分显眼，即使在用线条表达的烟盒画上，也凸现为其不可删却的细节。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光绪年间前门箭楼的重建，并非“恢复都门旧貌”
，而民初拆除瓮城后改装的箭楼，更是改变了容颜。
对这改变了容颜的前门箭楼，从审美心理上予以排拒，尤其是以“未能保持古貌”
的理由而加以排拒的，从那时到如今，究竟有几多人？恐怕其人数，是本来就未必多，而随着时间的增加，更以反比例而锐减吧！
民初的那次改建，具体而言，是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l）来主持的，前门箭楼以上所述的四大装饰性配置，全是他的设计，特别是楼基侧壁上的巨大浮雕，真亏他苦运“匠心”
，以至当我把这一点向一位看熟了前门箭楼的朋友指出后，他大吃一惊说：“怎么，那不是原来就有的，竟是一位洋人生给加添上去的？”
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也就表了态，“唔，看上去倒也天衣无缝……看惯了，抠下去也许倒会觉得不对劲了……”
那浮雕其实说不清究竟像个什么，只是其配置于其位，使中国古典风韵中，糅进了一些西洋的趣味，既与附近的西洋式火车站有了一种必要的视觉与情调的呼应，又制衡了因拆除瓮城后楼体本身的单调感，增强了稳定效应。
古建筑作为文物弥足珍贵，尽量地加以保存，必要时投资修复，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在公众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不断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某些古建筑也未必不能拆除，而修复重建时也未必不可以加以变通性更动，我在《祈年殿的启示》一文中，已表达过这一见解。
但天坛祈年殿当年的改建，还并不牵扯到公众共享空间的配置，而随着世道的昌明、文明的推进，古旧建筑群如何在城市发展中适应公众共享空间的展拓，越来越成为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在梁思成先生出生前后直至他的少年时代，前门箭楼的改头换面、瓮城的拆除，以及前门箭楼楼基侧壁上巨型浮雕装饰件的出现，提供了前人的一次经验，激励着我们超越“旧物勿动”
“整旧如旧”
的简单化思路，去探索开辟出一条既尊重文明史的“旧链环”
，又大胆创造“新环节”
的蹊径来！
199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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