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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上的冷荤，在顾客入座前就摆好，为了防尘，把各种冷荤菜碟放入银质带盖的圆盘内，客人入座后，方将盖打开……”
这还没有说到各色亏中国人想得出做得出而且吃得掉的菜肴汤点。
清人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中咏道：
酒筵包办不仓皇，
庄子新开数十堂。
庆寿客归收币帛，
喜筵明日候台光。
的确，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迎送往来以及别的什么屁大的事，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大吃大喝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的确确可以概括为“吃的文化”
。
但不重视拉、撒并不等于没有拉、撒的文化。
1887年，日本人宇野哲人来到北京城，在领略了北京叹为观止的茶楼酒肆和百味美食以后，他也为北京人的拉、撒方式而目瞪口呆，在《第一游清记》中有这样的叙述：“北京城内之不洁，虽尝有所耳闻，然堂堂一大帝国之帝都，如此不洁则未必想象……街路行人繁忙场所，市民琚路之左右大便者，不遑胜数，其多者五人乃至十人，列臀为之，其为之者不以人见为耻，通行男女见之者不为怪。
三十年前，日本亦有立于路旁小便者相连之所，然无白昼露臀大便者，于草间林下无人之地为之者有之，然未见于人群杂沓繁华之地为之者。
大便尚然，小便则到处为潴，为行潦。
路上人粪之外，骆驼马骡驴犬豚等之粪有之，粪秽叠叠，大道狼藉……”
读者不要误以为这位宇野哲人是个蓄意反华的“倭寇”
，他其实是个对中国儒教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物，他在参拜曲阜孔庙的孔夫子塑像时曾“不觉垂头……渺此小躯旋为伟大圣灵所摄取，恍不知有我，又不见有人”
。
他的游记中说了中国许多好话，但中国人的拉、撒方式和态度，确实令他惊诧莫名。
民国以后，像上述随地大小便的情景在都市里是减少或大体禁绝了。
但公共厕所的水平，一直很低。
1949年以后，以北京为例，公共厕所的水平虽有提高，但进展缓慢，最明显的是相当于东京银座的北京王府井，那南口唯一的公共厕所，凡进去过的相信都绝不会恭维，实在是有损王府井以及首都的名声。
西洋人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前后，即已普及了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的发明，其意义绝不亚于电灯、电话、轮船、飞机，它使享用者的生活，发生了甚至可称得上是质的变化。
一般认为现今抽水马桶的原型是英国人康明斯和布拉马设计的，他们于18世纪末各自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两个多世纪以来抽水马桶虽然有一些小的变化和改进，而大体上仍根据原来的原理并保持原来的构造。
抽水马桶和以抽水马桶和给排水系统构成的卫生间，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一所房屋的价值往往不仅取决于它的总面积和建筑装潢水平，而且取决于它有几个卫生间的。
在西方报纸的分类小广告上，你会看到几乎每一个房屋买卖的广告上都不厌其烦地写着，他所卖的或他所想买的是带几个卫生间的。
例如“四室一厅一卫”
或“三室一厅二卫”
，有时还标明“一卫一厕”
或“两卫一厕”
，即供洗浴的卫生间（也许仍有抽水马桶）和仅供大小便的抽水马桶间（有时单为来客准备）是分开设置的。
西方的公共厕所，已绝无中国式的“茅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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