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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
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
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
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
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
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
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
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
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
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
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
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
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我的家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氛的空间，感谢她从幼年起对我形成的熏陶。
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
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
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
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
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
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
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
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
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
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
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
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
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
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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