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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
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
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
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
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
的种种特殊心境。
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
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
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
1957年“反右”
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
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
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
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
，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
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
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
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
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
，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
的高中三年级“小将”
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
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
，还是当“反动权威”
我都不够资格。
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
的“小将”
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
的“臭流氓”
，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
，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
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
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
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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