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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
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
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
（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
（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
，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
），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
，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
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
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
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
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
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
，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
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
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
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
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
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感谢他们在我成年后坚定地将我放飞。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
，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
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
，其艰苦可想而知。
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
的洗礼。
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
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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