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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
，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
，她都绝不考虑。
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
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
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
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
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
以我的“政治嗅觉”
，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
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就熟之感。
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
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
，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
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
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
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
“一唱一和”
时，我竟哑然失声……
特别到照相馆去拍下这张照片。
当年22岁，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到”
了。
其实，惊心动魄的人生风雨即将来临，要经受的冲刷还很多很多……
在北京十三中的15个年头（1961—1976年）使我从幼稚走向成熟。
我永远珍惜中学教师这段青春期的经历。
在这古老的城市空间，我开放过自己青春的花朵……
背后是颐和园昆明湖中的石舫。
它永远在准备着启航，引逗出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游客的遐想。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
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
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
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
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
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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