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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
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
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传。
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
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靥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
那时在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
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
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
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黏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
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
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也不太清楚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
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
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
记得我1988年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
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近三十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
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
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
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绳营狗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
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
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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