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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谷大姐自己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她爽朗地说：“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
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
她也没谦辞，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
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
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
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
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
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
，是有争议的。
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是”
，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
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
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
有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
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
在“四人帮”
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
、“批邓”
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
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
。
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
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人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
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
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
，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
在这样的田野聆听里，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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