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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
合作的作家。
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
，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
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
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
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
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
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
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
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
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
的“清理阶级队伍”
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
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
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
上。
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
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
，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
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
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
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
，上报和分发。
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
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
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
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
《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
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
。
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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