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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莫邪精通希腊文，但他主攻汉语，是汉学教授，“何莫邪”
便是他以音近原则为自己取的汉名。
我笑说他应是一女士才对，因为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干将为雄，莫邪为雌，因此他是一柄“雌剑”
。
他笑说前面有一“何”
字，所以语意可解释为：“哪里是莫邪？”
因此便“负负为正”
，归回雄性了。
在何莫邪那间地下室的房屋中，我们言谈极欢。
当然他也难免问几句中国的政局，我亦少不了跟他说“十四大”
明确了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我们双方都自觉地意识到，各自绝非可以代表更绝对不能左右中挪两国政府的关系，因此我们便很快进入“书生议论”
。
我跟他讲到对20世纪初挪威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蒙克心仪已久，他说将立即派他的助手第二天陪我去蒙克画廊观赏那里珍藏的原作，并建议我看完蒙克再去看雕塑大师维格兰的一组园林巨作，其中最主要是由无数个人体构成的“生命之柱”
。
我知道他的汉学专攻方向是先秦文献，并以研究《韩非子》而名声卓著，并知他有极为偏激的观点，就是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文化便趋向混乱以致衰落，终至“无足观”
地步。
因此我便有意问他是否全然不读中国现代、当代的白话文？他便拿出大量私藏的丰子恺著作和画集让我翻阅，说现代、当代中国文化人中他独钟情于丰子恺，且有专门的论文论丰氏的艺术境界，我便笑他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因为丰氏后来皈依佛门，画中充满禅意，不是佛教东传败坏了汉文化么？怎么又把丰氏作一“败坏”
中的例外，他便笑谈问题不那么简单，需坐下来细细商量。
早有多次出洋的朋友跟我传经：“你无妨同国外的学者谈论最大的问题，而千万不要轻易地同他们议论具体的小问题。
因为大而空好应付，且可频占上风，精而细我们便难免露怯，起码将非常之吃力！”
果然，泛论“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开放”
容易，一旦何莫邪问我：“你觉得中国人讲话里的插入语为什么总体来说比较少，而英语里的插入语就那么常见？这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我便顿觉没词儿。
但当他问我“地下”
这两个中国字重读和轻读的意义区别时，我倒能细细地告诉他：“重读时，如‘地下铁道’，‘地下’指地表层下面；轻读时，如‘针掉到地下了’，则‘地下’指紧贴着地表层上面。”
他说正在写一部书稿，帮助欧洲人学习汉语，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汉语发音的重读和轻读所形成的含义差异的。
学问抠得这么细，确是瓶肚子里只装着“政治政治政治”
（或改为只装着“赚钱赚钱赚钱”
）的中国文化人难以企及的。
在丹麦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的一位女士，名叫朱梅（自然是她为自己取的汉名，此人系一金发碧眼的正宗丹麦女郎），陪我四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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