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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座，他是专门研究中国评剧的，对新凤霞推崇备至。
从那以后我就和吴老有了较密切的来往。
我发现他和新凤霞是一对最喜欢自费请客吃饭的文化人。
1955年4月3日他们曾在北京饭店请夏衍、潘汉年吃饭，饭局结束不久，潘汉年即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予以逮捕，成为一桩流传甚广的“巧事”
。
我早在少年时代就心仪吴祖光。
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我每天从钱粮胡同的家里步行去学校，总要路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近水楼台嘛，我也就往往“先得月”
，屡屡购票观看新排剧目的首场演出。
记得1956年北京人艺演出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我看得上瘾，首场看了，后来又买票去看。
那出戏演的是京剧男旦和豪门姨太太自由恋爱遭到迫害的故事，像我那么大的中学生一般是不爱看甚至看不懂的，但也许是受到父母兄姊喜爱京剧的熏陶，我却觉得那戏有滋有味。
至今我还记得北京人艺当年演出的那些场景乃至细节。
张瞳和杨薇分饰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一招一式固然记忆犹新，就连舒绣文、赵韫如扮演的戏迷小配角，我也闭眼如见。
那时头晚看了演出，第二天到了学校，课余时间，我便会和同学们眉飞色舞地聊上一阵。
《风雪夜归人》这出戏北京人艺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初期，还在上演，我大概去看了第三次，看完聊兴更浓。
吴祖光一生结交甚广，我在他的人际网络中不占分量。
他的经历事迹自有研究者描述，对他的评价更有通人发布，我本无资格置喙，但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些细琐的事情和只言片语，总牢牢地嵌在记忆里，也许略述一二，能丰富人们对吴先生的认知。
有一次他在他家楼下一家餐馆宴客，我去晚了，记得在座的有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还有他弟弟吴祖强。
闲聊中，我说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剧本《少年游》，被感动，还记得剧里有一件贯穿性的道具——孔雀翎。
他说那时候写剧本，一口气，几天就完成，也不用再改，《少年游》他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上演不多。
又说人们多半把他定位于剧作家，其实他自己觉得，他是个电影导演。
我说当然啦，《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嘛，还有程砚秋的《荒山泪》。
我年纪小，只知道解放后吴先生导演过那样一些戏曲艺术片，林翠芬虽然来自香港，生得也晚，和我一样，并不清楚吴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香港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片导演，像《虾球传》《莫负青春》等贴近社会现实的影片，他导起来都得心应手。
吴先生说解放后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分配到的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就是导演，而且开头也并不把他视为适合拍摄戏曲艺术片的导演，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拍摄表现天津搬运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片《六号门》。
他看了剧本，觉得是个好剧本，应该能够拍成一部出色的影片，但是他跟电影厂领导说，可惜他对这部戏所表现的生活和人物都不熟悉，那也不是短时间“下生活”
就能解决问题的，总而言之，“不对路”
，于是敬谢不敏。
那时候，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从业人员，都积极地“转型”
。
拿演员来说，像原来擅长演资产阶级太太的上官云珠，努力去转型演了《南岛风云》里的共产党战士；以出演资产阶级“泼妇”
而著名的舒绣文，则刻意去扮演了歌颂劳动模范的《女司机》。
一些原来只熟悉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导演，则去导演了表现工农兵的影片。
吴祖光怎么就不能转型呢？厂领导一再动员，吴先生也带摄制组去了天津，但开机不久，他还是打了退堂鼓。
《六号门》最后由别的导演接手，最后拍成了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一次在吴先生家书房，见到一样奇怪的东西，他告诉说是钉书器。
怎么会有一尺长的钉书器啊？他家有什么东西需要用它来钉啊？原来，他家不远就是蓝岛商厦，他常去闲逛，有一天到了卖文具的地方，见到这玩意，他觉得真有趣，售货员认出他来，不知怎么地连哄带劝，最后竟说动他买下。
他把那活像铡刀的东西扛在肩膀上回到家，把新凤霞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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