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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
在六十五中时，我和同班的马国馨最要好，他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他到清华报到后立即往师专给我寄了封信，希望继续保持联系，我把那封信撕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再次跟他见面，那时候他已经是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出了亚运会启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筑群，而我那时不仅凭借小说获得名声，也从事建筑评论，在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我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
记得应邀参加一次建筑界的活动结束后，我约他和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到天伦王朝饭店大堂茶叙，他这样向他的夫人介绍我：“六十五中同班的，他那时候功课棒着啦！”
我很感激他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那时候就只配被师专录取。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
我从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没上成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难道我就不能自学成才吗？何况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的中文系也并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
记得老早就看到过孙犁的说法，大意是写文学作品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尝试。
我激赏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认同他的说法。
是的，作家的养成主要靠社会这所大学校，作家最必需的素养是对人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
构思作品时有悟性，驾驭文字时有灵性，就可能成为不错的作家。
我在“师专生”
、“教中学”
的压抑性环境中顽强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无论如何无法一笔抹杀的作家而自立于社会。
我知道有的人无法承认我以作家而存在的事实，甚至恨不能将我撕成两半，但也确实感受到有不少人喜欢我的作品，包括我对《红楼梦》的揭秘，乃至喜欢我这个人本身。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天地又有仁，它让“有志者事竟成”
的故事一再上演。
1988年3月，香港《大公报》纪念复刊四十周年，邀请内地一些人士为参与纪念活动的嘉宾，受邀的有费孝通夫妇、钱伟长夫妇、吴冷西夫妇，另外是两位不带夫人的相对年轻许多的人士，其中年龄最小（四十五岁）的是我。
吴冷西当时是中国新闻界的老领导、大权威，他的夫人肖岩，曾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上师专时，常坐在下面听她在台上作报告。
此前我从未近距离地接触肖岩校长，更不曾设想能跟她平起平坐，寒暄对话。
肖岩知道我写过《班主任》，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并且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我在1987年初惹出的“舌苔事件”
那时已经了结，我在1987年9月复职），把我当作一个“文坛新秀”
十分尊重，但有一点是她未曾知道的，我主动告诉她：“肖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是1961年北京师专中文科的毕业生。”
这让她吃了一惊。
她微笑地望着我，迟疑了一下，说道：“啊呀，真是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啊。”
我听了感慨万千。
怎么连肖岩校长也认为北京师专是个“鸡窝”
？
是的。
我从“鸡窝”
里飞出。
当然，我未必是凤凰。
但能展翅飞翔、开阔视野，也就有幸接触到一些原来对我来说只存在于文学史和教科书的大作家：冰心、叶圣陶、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艾芜、沙汀、萧军、孙犁、周立波、秦牧……当然，许多见面都是托赖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的一些安排，比如让我和丁玲一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艾青一起到某国大使馆赴宴……主动被邀请到家里做客的，则是吴祖光和新凤霞伉俪。
大约是在1980年的某一天，我接到电话，是吴祖光打来的，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我欣然前往。
那回吴老还邀请了另一位中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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