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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64年,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到张家口去了,我因1959年高考失利,只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教书。
得到粤姑姑邀请,我很高兴。
那时她住在中关村,那套单元应该是李宗昌(她让我叫他李叔叔)分到的。
李叔叔在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
那时他们的两个女儿好像都已经上学。
他们给我看留苏时的照片,留我吃饭。
那次我不记得在他们家都聊了些什么,只留下一种温馨的氛围记忆。
但是1966年6月爆发了“**”
。
1967年,街头出现了“打倒朱德”
的大标语。
有的标语更恶毒地把“朱”
写成“猪”
。
我知道,粤姑姑的大哥孙宁世后来公开使用的名字是孙泱,曾任朱德的秘书,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
没几天,街头又出现“打倒三反分子孙泱”
的大标语。
所谓“三反”
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
再没几天,街头出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的大标语。
后来知道,孙泱被残酷批斗,拒不认罪,被囚地下室中,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呈现在暖气管上用绳索套住脖子的勒毙状态。
究竟他是自杀,还是有人把他折磨死了以后用那样的办法掩饰他杀真相,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1967年秋父母所在的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大乱,两派武斗使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父母就逃到北京暂住姐姐姐夫居所。
我们私下议论到朱德的被辱、孙泱的死亡,父母不胜唏嘘。
那时候还不知道孙维世和黄粤生的情况。
我安慰父母说,直到“文革”
爆发后的夏末,孙维世在大庆编导并由真正的石油工人家属演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还在上演,可见她应该还安全。
母亲就说:“朱德自己被炮轰,救不了孙泱。
周总理还说得上话,他会保护维世的啊。”
至于黄粤生,尽管都知道北京大学运动搞得惨烈,但她不仅根正苗红,自己既不是“当权派”
也还够不上“反动权威”
,无论如何总不至于把她当作“牛鬼蛇神”
揪出来。
那时我父母为孙维世担心,主要是觉得她会受到金山连累,因为金山,众所周知,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主演过《夜半歌声》那样的电影,身上的问题一抓一大把,比“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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