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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名世则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
父母和三哥的牺牲是容易理解的，也是足可自豪的。
孙维世后来到苏联学习戏剧，解放后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
黄粤生1949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北京，携着姐姐的亲笔信到中南海找到邓颖超，也被接纳为义女，在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时候，一度就睡在周总理的**。
后来黄粤生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她那次来看望“刘三姐”
，是已学成回国，并已被安排到北京大学曹靖华担任系主任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
我祖父在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中于上海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
我祖父在生命的后期已经从政治潮流中边缘化，我父母以政治坐标论，更是越来越边缘。
但我家虽在边缘，却也总是与社会中心人物有着若即若离的剪不断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住在重庆，父母有时会带我到黄爷爷黄婆婆家，也就是黄粤生养父养母家做客，在我童年记忆里，有这样的画面：黄家举行婚礼，不记得是黄粤生那一辈的谁的婚礼，少女黄粤生充当伴娘，我呢，和一位小姑娘，各提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在婚礼中走在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前面，那时候，粤姑姑——这是父母教给我的对黄粤生的叫法——全盘西化的装束，像西洋画上的天使下凡，仿佛全身闪着银光。
那几年里我母亲和粤姑姑走得很近。
粤姑姑苏联学成归国来看望“刘三姐”
，见面惊呼并且热烈拥抱亲吻，显然完全出自真情。
人世间有些事情真是巧上加巧。
粤姑姑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听她的课的学生里，就有我的小哥刘心化。
小哥又影响了我，使还是个中学生的我，就读了许多俄罗斯古典名著和苏联文学作品，而且还生发出许多心得。
1958年，我自发投稿，给《读书》杂志寄去了一篇《谈〈第四十一〉》，竟被刊登了出来。
那一年我才十六岁。
《第四十一》是苏联“同路人”
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一部小说，由曹靖华翻译为中文。
而就在刊登我文章的那一期，《读书》编辑部约请黄粤生写了一篇介绍苏联小说《我们来自穷乡僻壤》的文章，凑巧就跟我的文章印在前后页码上。
新中国建国后被派往苏联留学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中共高干或高级“民主人士”
的子女，一种是经得起推敲的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后代。
这两种家庭背景的留学生，有的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爱，毕业后确定关系并结婚，一起回国为国效劳。
我祖父的另一位忘年交邓作楷，父母让我唤邓伯伯，他的女儿，我叫她邓姐姐，就是这样。
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邓姐姐在留苏期间好上、回国后结婚的夫君，父母就还都在农村，是地道的贫农。
黄粤生因其家庭背景比邓姐姐更加显赫，人们都以为她必定会在高干子弟中觅一如意郎君，没想到她爱上的也是贫农子弟，叫李宗昌。
她回国后将自己的恋情向“总理爸爸”
和“小超妈妈”
公开，得到赞同，遂与李宗昌缔结连理。
黄粤生在1966年6月以前，生活非常顺遂幸福。
她当然常出入中南海西花厅，与姐姐孙维世同享“总理爸爸”
和“小超妈妈”
的温暖呵护，但她也还跟某些从整个社会坐标系来衡量属于比较低下相当边缘的人物来往，比如邀请一位中学教师到她家做客。
那位中学教师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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