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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他还去过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
他不仅在国内造纸事业方面贡献突出，他也把中国相对先进的造纸技术传播到了那样一些国家。
但是来到我家，笑眯眯的陈伯伯似乎很少谈论政治和他的专业。
那阶段常来我家的还有另一位瘦高身材的陈伯伯，也是爸爸的老朋友，他们三个人在等候我母亲烹制美味佳肴的过程里，常坐在一起打“戳牌”
，就是一种叶子牌，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买到那种散发着浓烈桐油气味的手工制品的。
那实际是流行于四川农村的一种牌戏。
1958年，我偶尔听到两位陈伯伯的一段议论，大概内容是，瘦高的陈伯伯抱怨，买到的书，那纸好粗糙好黑好臭，健美的陈伯伯就说，他们那一界也有人搞大跃进搞得头脑发热，非说可以用一种土办法解决一项重要的造纸工艺，既大大节约成本又可以高产，他怎么劝说也不听，批他保守，让他靠边站，结果，就生产出了这么让人败兴的纸张！
后来，过了几年，市面上的图书纸张又恢复白净了，想必是陈伯伯作为造纸界技术权威，他的发言权又恢复了，那错误的土办法取消了。
1960年我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父亲调到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母亲跟他同往，那时我已入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住校学习，父母把单位的房子悉数上交，没有给我留下哪怕一间小屋。
母亲给我买了一只颇大的人造革箱子，供我装四季衣服及其他必要的用品。
那只箱子在我学校的宿舍里很难安放，于是，就如同1925年我母亲借住到陈伯伯家一样，我把那只大箱子，借放到了陈伯伯家。
之所以借放在陈伯伯家，也是因为，那时他家住在右安门轻工业部宿舍，而那里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在的南横街相当近，我可以很方便地去他家从箱子里取东西。
更巧的是，我二哥刘心人那一年从东北开山屯造纸厂调到北京轻工业干部学校任教，地点在白家庄，不久以后那里改成轻工业部设计院，二哥又成了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而陈晓岚伯伯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那时候，我才见到陈伯伯的第二位太太。
她比陈伯伯小很多，比我二哥略大，我比二哥小十五岁，她在我眼里当然够得上老辈子，因此，我唤她陈伯母并不觉得勉强。
他们家待我很好。
每次我去陈家取放东西，即使陈伯伯不在家，陈伯母也总是很热情。
我见到陈伯母的祖父，那时应该年事很高了，是一个矮个子的老头，不知该怎么称呼，就含混点头，他们也不计较。
有时陈伯母会留我吃饭，记得他们总是一大锅菜汤为主，配两三盘味重的小菜，就那么下饭吃。
陈伯母总充满歉意地说：“你妈妈刘三姐的菜饭多好吃啊，光听你陈伯伯形容，我就口水直流哩。
你在我们这里只能将就啦！”
我就总是真诚地说：“哪里哪里。
很好很好。
谢谢谢谢。”
那时候社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几乎所有东西不管是吃的用的，全凭票供应，妈妈在张家口，纵使有种种烹调秘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时候陈家不收我粮票，留我吃饭管饱，仔细想来，跟1925年慨然收留抱着我大哥的母亲，是一样地古道热肠令人感动。
偶尔二哥会跟我约齐，一起拜访陈伯伯。
陈伯伯对陈、刘两家的世谊并不避讳，但二哥总怕同事知道会认为他是“浮上水”
，行动十分谨慎。
有一回我们同去做客，在他家那宽敞的客厅里，陈伯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陈伯母就坐在沙发扶手（那种有米色卡其布套的苏式沙发扶手很宽很牢）上，把一只胳膊很自然地环在陈伯伯肩头，我们同陈伯伯交谈，她不插嘴，从他们两个人的表情上看，都体现出幸福与满足——那一场景给我留下了如同油画般的深刻印象。
父亲在学校放寒暑假期间，会到北京来，住在南池子部队招待所，当然要拜访陈伯伯。
记得有一次父亲约上那位瘦高的陈伯伯，一起到陈晓岚右安门住所去叙旧。
我也去了。
那时陈晓岚伯伯已经略显苍老。
他们交谈，我也没太注意听。
但有一段话，我听见了，略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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