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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总算看到了“四人帮”
的垮台。
巫竞放伯伯却在1975年病故。
在已经是海关职员的情况下，他究竟是怎么到延安去的？又究竟是怎么回到海关工作的？他究竟是否曾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方便，在党组织批准下，获得重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身份，以有更好的保护色，还是那个说法完全是运动中整他的人对他的无端诬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会把他说成是伸向我们学校的“黑手”
？……我心中至今梗着许多的谜团。
但有两点我心里是明白的：吴自爱不知道我家跟巫竞放家的关系，而且，即使那时吴自爱见到巫竞放（应该是她叔叔），讲到些学校里的事情，巫伯伯也并不知道我恰好与他侄女在同一所中学里任教。
吴自爱死了以后，学校里很少再有人提到她。
在她死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回我见到一位男子，推着个自行车，低着头往校门外走。
有同事在我身边低声告诉我，那是吴自爱的丈夫。
军宣队和革委会刚找他谈过话。
那位男子现在应该还健在。
他们有孩子吗？如果有，应该已经很大了，或者早有第三代了。
想到这些受到伤害的生命，尽管吴自爱之死与我并没有关系，我却愿再一次向他们忏悔——我不该在听到将她揪出时，一度那么样地狂喜。
巫伯伯，除了他的至亲，如今又有谁还记得他呢？这曾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生命。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能进入海关工作，薪酬福利都是颇高的，相对于动**的社会其他方面，海关是稳定、舒适的一角。
但是巫伯伯和巫伯母毅然中断了那样的生活，自愿投奔了延安。
他们后来重返海关，而且是到重庆海关，显然是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处境其实是万分凶险的。
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高兴地迎来了新中国，看到一个驱逐掉西方税务司的人民海关的创建。
但是打击一大片的“文革”
却把巫伯伯也搭了进去。
在我父母留下的老照片里，还能找到他的遗像。
我们两家曾经非常亲密。
6
真的不记得，巫伯母和巫丹丽是怎么找到劲松我家里的。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出了名。
出名的人总是在明处，不难找到。
记忆需要营养。
其中一种营养是勇气。
那次劫后邂逅，我本应积极应对，本应留下很深的印痕，却到头来，模模糊糊。
只记得，母亲和巫伯母面对面时，没有“惊呼热衷肠”
，平静得有些可怕。
记得巫伯母说，巫伯伯在1979年得到平反。
她呢，那时是老干部处处长。
解放后她似乎从来都并不与巫伯伯在一个单位。
她也当领导。
她最后担任老干部处处长的那个单位是什么单位？我没有留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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