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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力跟我闲聊时曾议论，那时周先生如将甲戌本留住，待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捐给国家，岂不是立一大功吗？我说，跟周先生接触不算多，但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毕竟是个纯书生，绝对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用北京土话说，就是有些个“死凿”
。
日伪统治天津时，他闭门在家读书，拒绝为侵略者工作，爱国情怀是无可怀疑的。
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激动万分，但他不懂政治，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争夺、分配，一个懂政治的人，那时不会仅仅是爱国，会有政治头脑，进行政治站位选择，比如天津的日本鬼子投降了，那要看是谁来接收，如果是非自己所属所择的政治力量来接收，那就会冷静对待，而不会凭借朴素的爱国感情奔向街头，去迎接首批入城的战胜者。
周先生那时知道日本投降了，激动地走出书斋，去欢迎胜利者，他哪里能预先知道，共产党那时出于战略考虑，军队并没有马上去天津，首先开进天津的，也并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反德、日法西斯的，美军是中国的盟军，这一般老百姓都是知道的，那么，既然首先进天津的是美军，那么，一般天津老百姓也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难道应该责怪吗？周先生那时以孱弱的书生之躯，挤在街边人群中，想到日本鬼子终于失败，苦已尽甘将至，流下热泪，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表现了。
周先生不懂政治，但懂传统道德，借人物品，一定要归还。
更何况甲戌本是珍贵的孤本，怎能留下不还胡适？胡的慨然借书和周的“完璧归赵”
，与政治无关，却同是中国文人传统美德的体现。
1953年，周先生出版了在当时引出轰动的《红楼梦新证》。
那时胡适已经在台湾，而且继续从政。
原来书里提及胡适全是中性表述，但大家想想，在那种情况下，出版社能那么出版吗？就由编辑操刀，加了些批判的语句，而且在胡适的名字前，加上“妄人”
的二字定语。
转眼就到了1954年，发生了毛泽东肯定两个“小人物”
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著名事件，很快又发展为对胡适的批判。
于是《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并与之划清界限的文章。
有些年轻人翻旧报纸合订本，看到了这文章，不禁大惊小怪，觉得周某人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
？你那《红楼梦新证》，从书名上看，就是承袭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呀，你划得清界限吗？又何必去划清界限？你保持沉默不行吗？好在周先生在晚年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一书，把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
究其底细，其实应该是毛泽东本人态度的一个体现。
1953年周先生《红楼梦新证》出版之际，正逢中国文化界联合会召开大会，会上几乎人手一册。
从后来“文革”
中毛泽东让将《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稽年》印成大字本供自己阅读，又对《新索隐》中“胭脂米”
一条十分感兴趣，以至找到那样的米煮粥招待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诸如此类情况，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当时不仅看了《红楼梦新证》，而且起码对其中《史料稽年》和《新索隐》部分兴趣甚浓。
显然，是毛泽东布置下一个任务：让周汝昌主动写文章与胡适划清界限并作自我批评，然后无事——也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将他保护起来。
当时周先生见批判俞平伯的火力特猛，又牵出胡适，当然紧张，焦虑中住到医院，忽然被毛泽东大力肯定的“小人物”
之一李希凡飘然来至医院病床前，蔼然可亲，让他安心养病，又跟他说，他与俞平伯、胡适还是有区别的。
这当然等于给周先生吃了一粒“定心丸”
。
从医院回到家中，不久就有《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干部找到他家，我说周先生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从他的回忆文章里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他在文章里一直说是《人民日报》的钟洛找的他，他竟浑然不知钟洛姓田，而且在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其笔名袁鹰，后来出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以儿童诗著名，又是散文名家。
他回忆那时钟洛陪他坐邓拓专车去往《人民日报》社，那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上高干汽车，到了《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亲切地接待他……他哪里写得出合乎要求的文章来，后来以他署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编辑部在他底稿上几经“彻底改造”
完成的。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是那样，如果认为你没资格发表批判他人的文章，你写出的文章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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