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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以后，我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
我问分配我工作的教育局人士：十三中怎么个去法？他告诉我，坐十三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算第十三站下车，那一站叫做东官房。
于是，我去十三中报到时，就会路过东官房南口的一个小院，那时候，我万没想到，那个小院里，就住着我未来的妻子。
（关于姚滢澄采访张权、被划右派、“文革”
中遭迫害自杀，参考姚小平《不应该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一文，见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三十七辑，并刊于《扬子晚报》2008年10月14日。
）
7
1962年，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演出广告：哈尔滨歌舞剧院张权独唱音乐会。
这个张权应该就是六年前我和大表姐在天桥剧场看到的那位扮演《茶花女》女主角薇奥列塔的张权吧？我跑去买票，没有买到。
她的独唱音乐会很低调地举行，但显然当年喜欢她的观众跟我一样，并没有忘记她，形成一票难求的局面。
后来就到了1966年。
发生了许多很难预测到的事情。
在东北，唐因的妻子姚滢澄，本来其历史问题就压得人透不过气，又被指认为“现行反革命”
，于是上吊自杀了。
大约四十年后，她的女儿姚晓晴来到我家，跟我约稿，我与她淡然相对。
但我心里忍不住说，我是见过你母亲的啊，在钱粮胡同我家，小哥让我叫她阿姚，我没叫，因为不知道该叫成“阿姚姐姐”
还是“阿姚阿姨”
，但我一直记得阿姚那特殊的嗓音……其实1988年唐因就搬到了安定门那栋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合盖的宿舍楼里，他家住在2层，我住在14层，但我们没有什么来往。
只记得有一回在门口遇上，打过招呼后，他说看了我的《私人照相簿》，发现那用文字和旧照片构成的文本里，有关于罗衡和张邦珍的内容，他说引起了他一些回忆，“那时候罗衡总是女扮男妆，非常有个性”
……我到现在也并不清楚唐因是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段，在什么地方，根据上苍精心编写的剧本，跟罗衡和张邦珍那两位国民党女性，在同一幕中有过什么样的角色关系；她们应该都是他老师辈的人物吧。
这两位女士1949年以后都在台湾继续她们的人生戏剧，也都在那里谢幕离世。
1978年，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权回到北京，她的“右派”
问题得到改正。
我想她会回到当年排演《茶花女》的原单位，再跟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配戏吧，说不定会再演一把《茶花女》。
但没有那样的后续新闻出现。
她没有回原单位。
她后来加入了新成立的北京歌舞团，再后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估计她也不会再去由无量大人胡同改称的红星胡同里徜徉。
她应该是尽量远离伤心地，去融入改革开放后的新剧情。
我在1980年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
大约在1982年，跟两位写作上的熟人，路过沙滩，顺便进到中国作家协会暂时安身的简易房里，遇到了二唐，即唐因和唐达成，他们当时正奉命联袂完成了批《苦恋》的大块文章，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态。
真是所谓咸鱼翻身。
他们不但“右派”
问题获得改正，而且，跟张权的选择不同，他们不是远离昔日伤心地，而是偏要“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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