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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忆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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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信是这样开头的：
心武：
我猜想，你该从兰州返京了。
选择在北戴河给你写信，说明即使美丽的海滨浴场有多么迷人，我仍然没有忘记你……
不要误会，这不是情书。
这封信写在1981年8月10日。
这封信用了一个《中国文学》杂志的信封，现在已经没有《中国文学》这个杂志了。
那时候，有一个外文局，出版外文的《中国文学》杂志，开头只有英文版，后来我知道增加了法文版，里面选译出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有印制得非常精美的彩色插页，刊登中国画家、雕塑家、摄影家的作品。
那时候的中国作家，作品能在《中国文学》上译刊，是春风得意的事情，似乎意味着自己走向世界了。
如果《中国文学》能给你搞个专辑，那就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了。
后来外文局又将《中国文学》刊发过的译文编成多人合集，再进一步出“熊猫丛书”
，推出个人作品集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单行本。
但是，花很多钱，找很多人（请了不少外国专家），翻译出版的这些杂志、书籍，似乎在国外并不怎么讨好。
我就亲耳听到不止一位西方的汉学家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译得不好。”
有的更说：“选得不好。”
因我不通外文，因此，那时外文局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究竟选得好不好、译得棒不棒，以及那些跟我说选得译得都不好的西方人说得对不对，我只能对双方都存疑。
1981年写信人用《中国文学》的信封（想来并非刻意而是当时顺手使用），劈头又提到北戴河海滩，里面又提到我去了兰州——那次西北之行还去了嘉峪关、酒泉、敦煌——这些符码，都显示出那时如我们这样的中国作家总体处境相当不错。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
一些被当作“牛鬼蛇神”
的老作家获得解放；一些1957年遭难的作家不仅将他们那时的“毒草”
以《重放的鲜花》出版，更不吝篇幅刊发出他们的新作；一些“知识青年”
从插队的农村、“囤恳戍边”
的“兵团”
返城，并迅速成为文学新人；一些原来属于“地下文学”
的作品，也开始在“官方刊物”
上作为“搭配”
亮相；有些作家开始走出国门到西方访问……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向前发展，作家应当如何写作，对陆续冒出来的那些新、奇、怪的“眼生”
文字如何评价，却看法分歧。
本来分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文艺上的分歧，美学观上的分歧，就让它一万年甚至更久地分歧下去，不但是正常的事，也是有趣的事，先贤蔡元培先生就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百花应当齐放，百家争鸣中有几家也可以不参与争鸣，自说自话，如果人类到某一天，美学观念划一了，作品全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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