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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抛弃淘汰也就罢了。
但是人呢？活泼泼的生命呢？
建设当然也还在建设，与天斗，与地斗，却都还不是第一位的，提升到第一位的是人斗人。
到我十五岁那一年，就有不少我原来熟悉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被从人民的队伍里抛弃淘汰掉了。
在被批判的诗人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艾青。
紧跟着我被告知，还有一些诗人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其中就有邵燕祥。
多年以后，我读了邵燕祥回忆那一段生命历程的《沉船》，有两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个细节是当他刚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不久，本来似乎更要“直挂云帆济沧海”
，却猛不丁地就遭遇“飓风”
而“沉船”
，他在自己的宿舍里闷坐，对面恰好是大立柜上的穿衣镜，他望着自己的镜像，头脑里不禁浮出“好头颅谁取之”
的意识；还有就是他写到有一场对他的批判会是在乒乓球室召开的。
我曾当面问他：“怎么会在乒乓球室里召开批判会？”
他没想到我会有如此一问，说他那样记录不过是白描罢了。
我的心却在阵痛，敢问人世间，自有乒乓球这项运动，设置了供人锻炼游嬉的专用乒乓球室后，在何处，有几多，将其用来人斗人？
生命是脆弱的。
生存是艰难的。
穿越劫难活下来是不容易的。
1975年，我从任教的中学借调到当时的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室当编辑，当时在文学室的一位女士叫邵焱，她负责编诗歌稿件。
我们相处半年以后，才有人跟我透露，她原名邵燕祯，是邵燕祥的妹妹。
这让我想起了《到远方去》，想起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高压输电线，觉得自己有了接触邵燕祥的机会，暗中兴奋。
但是我几次试图跟邵焱提起邵燕祥，她虽满脸微笑，却总是一两句话便岔开。
1976年10月以后，政治情势发生了变化，1978年出版社同仁一起创办《十月》丛刊，我那时忝列《十月》“领导小组”
，就跟邵焱交代，跟邵燕祥约稿，无论诗歌散文都欢迎。
邵焱仍是满脸微笑，过几天我问起约稿的事，她的回答很含蓄，好像是“现在行吗”
一类的疑问句。
我隐隐觉得，是邵燕祥还要再观察观察，包括观察《十月》究竟是怎样的面貌。
后来与他接触，证实他的确不是个急脾气，而是凡事深思熟虑，一贯气定神闲的性格。
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邵和我先后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在《诗刊》，我在《人民文学》，他忙他的，我忙我的，见面不多，谈得很少，但我总还感觉到他对我的善意。
我记得他曾将邵荃麟女儿邵小琴一篇回忆亡父的文章刊发到《诗刊》上，我问他：邵荃麟是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并非诗人，而邵小琴写的也不是悼亡诗，你怎么不介绍到《人民文学》发而偏在《诗刊》发呢？他也不解释，只是告诉我：“邵荃麟在1957年保护了人啊，要不那时中国作协的运动会更惨烈！”
后来他又几次跟我说起邵荃麟“保人”
的事。
这说明邵燕祥对爱护人、保护人的行为深深崇敬。
我心中不免暗想，倘若那一年邵燕祥是在邵荃麟够得着的范围里，是不是也有幸被保护下来，只“补船”
而不至于“沉船”
呢？人世间基于正直、仗义而冒风险保护别人不至沉沦的仁者，确实金贵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邵燕祥和我都赋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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