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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火药味论”
“时代精神汇合论”
“离经叛道论”
——《懒马的故事》放在这样的坐标系里看，即使不算“毒草”
，也属于“不健康”
的作品，所写的那位最后因一句激怒她的话而上吊的妇女，连“中间人物”
都够不上，活脱脱是个落后人物，作家写她干什么呢？既写了，就该抛弃，收进集子又为哪般？编辑部建议抽去，在当时的普遍认知环境里，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统观孙犁的作品，在他笔下，正面的、健康的妇女形象林林总总，令读者目不暇接，但是，孙犁不放弃对其他各类生命现象的观察、描摹，从“懒马”
到大器到小满儿……这正是孙犁与人类其他各族群里的杰出作家相通之处。
抽去的另一篇《一别十年同口镇》写于1947年5月，是篇散文。
所写的是作者所感受到的十年间同口镇的变化。
这篇散文在《白洋淀纪事》初版里虽然收入，结尾却被无奈地改动。
2000年三版时抽掉的三篇全数回归，《一别十年同口镇》的结尾也恢复了原始面貌。
当年为什么先硬改结尾，后干脆抽掉？原结尾的那段文字便成了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宝贵个案。
孙犁原发时写的是：“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口，确实不错。
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块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
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
作家以平实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下见闻，抒发出自己真实的感情，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现在当然憬悟，孙犁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对新民主主义的认同与揄扬。
新民主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么？
当下的写作者，多有讲究“接轨”
的，与市场接轨，与网络接轨，与动漫接轨，与各种文学奖项接轨，与西方文学潮流接轨……这些接轨，我以为都无可厚非。
但是，再读孙犁，就觉得他那一辈作家里，像他那样，与真实的生命存在接轨，与真实的大地呼吸接轨，与内心真实的感受接轨，最后，无形中也就与人类总体文明接上了轨，其遗产，到今天，于我们后来人，仍有启迪作用。
8
1978年1月重版《白洋淀纪事》时“遵照编辑部建议”
抽去的三篇作品里，有篇幅颇长的小说《钟》。
这篇在《白洋淀纪事》集子里非常出彩的小说，为什么编辑部那时候建议抽掉？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孙犁1956年初夏完成《铁木前传》后，就抱病挂笔了。
我们再也看不到《铁木后传》。
身体有病，是实际情况，但面对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写作的路子越来越窄，心里是否也不舒服？可以想见。
到1966年夏天以后，好几年里，除了极个别的作家作品尚能孤零零地幸存，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生活只能是看“革命样板戏”
。
“样板戏”
开始是八个，后来陆续有所增添。
到文革后三年，形势稍有松动，开始允许在江青直接指导审查之外，按“样板戏”
的创作原则写小说、拍电影、排舞台剧，涌现出不少作品，因此，那种“**里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的说法，因为是“极而言之”
，就并不精确，需要有人对“文革”
后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一番客观、理性的梳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拿文学史来说，往往把“文革”
说成“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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