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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走向“新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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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动因是复杂的，它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反思，也是应付政府自身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
1.政府规模过大与财政危机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及社会事务复杂性提高，20世纪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与社会管制加大，“福利国家”
大行其道，导致政府职能不断大规模扩张。
然而，这不仅带来了政府机构的膨胀、僵化和行动迟缓，滋生大量的官僚主义和公共资源浪费，而且还严重限制、削弱了市场活力，加重了社会公众的赋税负担，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在现实中，无论减少公共服务还是增加税收，都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经济衰退，人民收入水准下降，不愿意再为大政府的积极社会政策履行缴税义务。
当时的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和指责的声音。
著名学者胡斯归纳总结了三个方面的抨击：一是政府的规模太大以致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活动的范围太广，使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其替代方式可以运用；三是政府通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的结果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因此，如何不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同时有效利用政府资源、削减政府开支，成为推动各国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
2.传统官僚科层制的管理危机
官僚科层制作为20世纪各国政府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官僚制”
为基础的，其特点为：（1）官僚制。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
（3）官僚服务。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它具有法制化、中立化、职业化、公开录用、功绩制、文官常任制等特征，在政府运行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然而这种适应工业时代需要、注重规则与分工理性的传统组织模式，在信息时代遇到了来自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政策管理的适应性危机。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认为：“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是迟缓、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运转。”
而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也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内部问题。
与此同时，新社会管理运动却在公共部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促使许多国家开始构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社会管理模式。
这场变革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调整，而是政府职能与定位、政府与公民社会或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
新社会管理理念的推行意味着公共部门中新范式的出现。
正因如此，“重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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