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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把法定机构中可以实现市场化、商业性的服务与体现政府管制的部分职能清楚地剥离开来。
一些比较适宜市场化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但政府管制则理所当然掌握在政府手里。
二是政府机构的归并与新设。
新加坡政府机构的调整包括对原有机构实施归并或建立新的法定机构。
同时,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立一些新的法定机构。
三是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
首先,法定机构企业化。
法定机构的企业化改革是分步实施的,第一步是分阶段或分部门实现业务的企业化运作,使其更具企业精神,增强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度。
第二步则是最终实现民营化。
如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改组为新加坡公用事业集团,完全实现了民营化。
其次,管理合同化。
管理合同化是减少公共服务成本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指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以契约外包或竞争招标等方式,发包给非营利机构或企业,承包方按照契约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方则必须承诺购买承包商提供的公共物品并检验其绩效。
(2)控制政府隐性成本。
一是高薪养廉。
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本国的各行业中高居前列,同时,新加坡还采取公务员每隔几年便大幅度加薪的做法。
从政府成本角度来看,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必然造成政府显性成本的增大,但“高薪”
降低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减少了腐败引发的隐性成本。
二是以“电子政府”
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新加坡从1981年起就开始发展电子政府,在电子政府建设方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服务的深度上位居全球第一。
“电子政府”
既可以降低以办公费用为表现的有形政府开支,同时因为“电子政府”
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三是减少决策失误。
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从事政府管理工作,在公开透明的舆论和国民压力下,优秀公务员组成的政府集团非常谨慎地做出决策,这就使新加坡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因公共决策失误而转嫁给国民的隐性成本非常少,减少了决策的机会成本。
如:1996年~2000年新加坡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9.2%、16.2%、6.3%、7.5%、4.1%。
2.建设高薪养廉型政府
政治上的措施:
(1)限定了国会议席候选人的最高竞选费用,目的在阻止政治成为富裕家族的专利以及避免没有资金但能干及有资历的国民永远被摒弃政治主流圈外而不能为国贡献;
(2)国会大选后,候选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向警方、公安据实呈报竞选总费用,以阻止政党为政权而不择手段,甚至媚外或勾结外国势力,他们的掌权可能为国民带来灾难;
(3)所有政党获得的政治献金也得向有关当局报告,以避免外国用金钱力量对新加坡内政进行干预。
成本上的措施:有关反腐败法令密而严,新加坡的法规与社会制度使得违例的成本相当高,不但失去了工作、地位、薪水和退休金,还要入牢、退出贿金、面对不知数额的罚金以及失去同事的危险;公积金的缴纳也因此而停顿了一段时期,一直到他出狱找到新职业为止。
行政上的措施:缩小政府部长与私人企业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薪酬差距,目的之一为国家招纳优秀政治领导层成员;其二是以俸养廉,以实现精英主义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修订后的公积金制度,更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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