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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以抑制腐败。
美国所有的联邦法律都须经公开讨论。
互联网没出现以前，公民的这种权利难以真正实现。
但是，几年前美国农业部将有机农场法案的意见稿放到网上，供农场主、环保主义者和各界人士讨论。
通过电脑，公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农业部因此获得了美国政府创新奖。
（4）廉洁政府。
瑞典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这部分源于他们长久的透明国家的传统。
从1766年开始，瑞典宪法就规定了开放政府档案的条款。
除了向公民开方政府档案以外，公务员还有义务告知档案的内容，他们有权向媒体公开档案，但媒体必须隐藏消息来源。
这一独特的保护公务员的制度带来了尤为开放的政治系统。
另外，为了保护政府机密，这些行为必须符合“出版自由法案”
的规定。
2.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限度
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多年成功改革之后，关于改革结果的大量证据依然充满了轶闻性质而不容易被证实。
有说服力的证据依然有限，并且许多证据充满了争议。
瓦尔施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评论。
他举例指出，将公共服务发包给私人节约了20%～30%的直接成本；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节约从长期看是否可持续，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法律支持等复杂的功能或者诸如房屋维护清扫等基本的功能。
至少在一些案例中，节约直接来自提供服务的雇佣者的工资。
交易成本常常未被报道，但它可能非常大，尤其是在关键的机构重组情形中，如机构的创建或者内部市场的引入。
时任英国社会保障部国务秘书的利雷在1995年11月写给财政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泄露给了新闻界）中，对财政部提出的社会保障部预算方案十分不满。
利雷认为，改革方案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格雷和詹金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央部门财政的大幅削减，导致社会保障机构在服务供给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换句话说，预算约束成了恪守公民宪章规定的服务标准的障碍。
马丁·米诺格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观察到的结果作出新社会管理成功的定论往往是困难的。
改革的限度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裂化；二是合同出租适用性问题；三是投入的持续增长。
各国政府在进行“新社会管理主义”
改革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难题，如建设优质政府，在有些国家是不具备条件的。
资源匮乏、缺少政治支持和工会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绩效评估体系的实施。
虽然采用了绩效评估体系却没有用它来驱动组织的绩效。
一项对美国900多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事实上绩效系统的实施情况严重依赖政治或文化因素。
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仍将优质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核心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决定建立创新中心，共享和检验创新成果，从而将创新制度化的原因。
其次，在建设专业政府的过程中，引进高级人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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