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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仍可拥有组屋，保证住户即使在破产后也仍可“居者有其屋”
。
此外，HDB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已婚家庭比未婚单身者更需要住房，公共住房申请资格也不鼓励年老或年轻的单身者独立居住。
另一方面，HDB对传统的扩大家庭却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政策。
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80年代新加坡家庭构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婚后与其父母分开居住，而政府认为上述趋势是年轻一代违背亚洲传统家庭习俗、对其父辈关心渐少的标志，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新加坡政府坚持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水平，住房短缺时期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才有资格租住公用住宅。
政府对购房补贴也采用分级的办法。
例如，一室二套的，政府补贴三分之一；三室一套的，政府只补贴5%；四室一套的，政府不仅没有补贴，而且按成本价加5%的利润；五室一套的，政府按成本价加15%的利润。
由于房价上涨，出售公有住宅所赚得的利润必须向房屋开发局缴纳一部分。
1968年开始，新加坡大力推行公共住宅出售政策，因此购房者日益增多，搞好公房配售，让购房者觉得合理公平，成为房屋开发局的重要课题。
起初，政府采用登记配售，以登记的先后顺序出售，后来改为定购制度。
每季度公布一次建房计划，定购并申请房屋的人就进行抽签，中签后经过购房审查交付订金，后随即签订购房合同，并交付房价的首付款。
一般等两年多就可以住上新房。
这种办法缩小了各地区各类型住房的供求差距。
四、对中国的借鉴
使得“居者有其房”
，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对我国目前的住房体系作进一步改善。
通过对比其他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可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
发达国家政府在住房保障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例如新加坡政府设立专门的住房保障机构——建屋发展局；建立金融支持体系——公积金政策；为购房居民提供优惠贷款和财政补贴，增强居民购房能力。
在市场机制不足、就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可发挥其资源调控作用，维护社会公平，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承担起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应问题，并从机构设置、法制制度、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支持。
2.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的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应让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好处。
近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我国主要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开发力度不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因此政府应根据实际需求做好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使其在社会新增住房中占较大比例。
3.制定完善的住房保障法规
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虽在不断的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供给对象的错位，经济适用住房是用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但是现实情况中真正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却大部分是富人。
因此要制定专门的住房保障法律，完善住房保障的配套法规，来保证国家政策的真正落实。
目前，我国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立法仍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影响各项工作的实施效果。
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对住房保障的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平、保障资金的来源、专门管理机构的建立等做出更细致的规定。
4.发展政策性金融，支持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政策性金融支持在国外对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保障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自1991年上海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公积金制度为居民的住房消费融资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我国尚未有直接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且住房公积金制度还不够完善，如保障范围的不平等。
我国金融机构应建立贷款担保机制，降低中低收入居民申贷门槛，并不断完善公积金制度，增强居民购房能力，促进住房保障制度的顺利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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