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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强大国家的有力保障，也是建立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机制。
非营利机构的建立加强了信任感和社会融合，对于现代社会的运转是非常必要的。
1999～2000年的欧洲价值报告中显示，参与的32个国家中的28个国家，在协会的会员身份数目与人际间的信任之间有着积极的和显著的相关性。
欧洲价值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拥有三个或更多的会员身份的回答者信任他人的数目是没有任何会员身份的人的两倍。
总体上，会员身份的增加与信任他人的可能性存在着一种线性的相关。
这表明人际间的信任与志愿协会中的会员身份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而可以看到，参与志愿协会会在志趣相投的人们之间创造重复的“建立信任”
见面的机会，这在其他领域，如商业和政治中也同样适用。
目前，在发达工业国家，政府都十分重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这一功能，将“对社会资本的破坏”
视为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志愿协会和社区组织。
三、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能促进民主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为政府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和参谋。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进而参与社会管理，能够更好地表达公民喜好，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吉姆斯·M·菲利兹将非营利组织分为三类，公民的非营利组织、政策推促的非营利组织、实施政策的非营利组织。
这一分类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非营利组织在影响政府决策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1）公民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搜集并且分析信息，以便公众可以更加有效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更容易监督政府官员和机构。
这通常是通过对政府结构的研究，提供信息，并且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而他们可以建立一种公共物品，而这种职责是不可能由个人或者是营利组织履行的。
一些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团体正在成为政府的智囊团，为政府的决策发挥咨询作用，推动政府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可以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进是互为促进的。
（2）政策推促的非营利组织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形成政策提案，提供和分析政策选择，并且监督所采用的政策执行情况，从而影响公共制定政策的过程。
2001年，欧盟颁布了关于“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商讨文件”
，强调了非营利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重要性，即除了需要在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加熟悉的“社会对话”
。
还需要建立“公民对话”
。
这份文件承认了非营利组织在建立参与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3）实施政策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那些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此外还有一些监督政策执行的非营利组织。
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的管理中退出，公民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自主管理并参与社会管理。
人们在非营利组织中的关系是民主的，并且这种民主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自由民主自律逐步形成了人们的民主政治。
四、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需求
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满足社会成员对公共物品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对弱势群体起到了保护作用。
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非营利组织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和市场均不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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