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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将此人逮了个正着,立刻交给有司审判。
太子刘据知道江充正受父皇宠信,不宜跟他发生冲突,只好忍气吞声,派人去求情说:“我并非想袒护属下,只是不想让父皇知道我平时没管好下属,还希望江先生能宽大处理。”
江充抓了太子的人,目的就是想引他上钩;现在太子派人求情,正合他的心意,立刻做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非但一点儿面子不给,反倒将太子求情之事向武帝做了奏报。
武帝刘彻见江充连太子都敢得罪,觉得这充分说明他视国法高于一切,不禁感慨道:“人臣当如是矣!”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随后,江充越
发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旋即被擢升为水衡都尉(官秩二千石),一时间“威震京师”
。
武帝刘彻赏识执法严明之人,这本身并没有错。
可问题在于,这个执法者是真的出于公心、不畏权贵,还是把法律当成了博取个人富贵的工具,把打击权贵当成了博取皇帝信任的手段呢?
江充显然属于后者。
说白了,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投武帝所好罢了。
武帝晚年的酷吏统治,无疑给了江充这样的政治投机者以野蛮生长的肥沃土壤,也给了他肆意妄为的自由空间。
而面对江充这种居心叵测的酷吏,太子刘据既缺乏足够的警惕,更缺乏与之博弈的政治智慧,这就为江充之后的得寸进尺创造了条件。
就以手下违法一事来讲,当刘据得知手下被江充抓走时,应该立刻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即江充是冲着自己来的。
既如此,那就绝对不能去跟他求情,因为这恰恰是授人以柄的做法。
本来手下误闯驰道,只是管教不严的过失;现在私下请托,就又加上了徇私枉法之嫌。
而且,就算要说情,刘据也不能那么老实,把“不想让父皇知道”
这样的心里话都给抖出去。
因为这话一由江充转奏,不仅会加上一条欺君罔上的罪名,而且一定会让武帝怀疑——这小子平时是不是干了很多坏事都瞒着我?
武帝晚年那么多疑而猜忌,太子刘据不应该不清楚;而
江充就是靠着揭发权贵隐私发迹的,刘据更不应该不加以防范。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做法,只能说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两点,也表明他严重缺乏一个合格储君应该具备的政治智慧和博弈手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太子刘据,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史。
刘据生于元朔元年,是武帝的嫡长子,于元狩元年七岁时被立为太子。
当时武帝正深爱着皇后卫子夫,所以对刘据也十分疼爱。
然而,随着刘据慢慢长大,武帝刘彻不无遗憾地发现,刘据的性格一点儿都不像自己,完全没有未来天子应有的霸气和才干。
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
。
后来,随着武帝刘彻对皇后卫子夫的宠爱渐衰,转而宠幸其他妃嫔,很快又有了好几个儿子,如王夫人生下刘闳,李姬生下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下刘髆。
对此,卫子夫、刘据母子不免充满了危机感。
武帝刘彻察觉到了他们的不安,便对卫青说了这样一番话:“汉家天下草创以来,四夷(主要指匈奴)频频入侵,朕若不变更制度,后世便没有准则;若不出师征伐,天下便不能安宁。
为此,才不得不让百姓承受劳苦。
如果将来继任的天子又像朕这样,那就是重蹈亡秦的覆辙了。
太子的性情敦厚沉静,必能使天下安宁,不会让朕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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