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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国百年来多少天灾人祸，小民既无积蓄，便无可抵挡，只有卖田卖地、甚至于卖妻鬻子，以过灾年。
因此每一灾劫过后，土地便往高门大户间多集中一点，以至于现而今民间已如古人所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一般无二。
现在再不顾实际情形，不论丰俭，一味追缴征收，便是驱民于必死之地，如何能不激起民变？翟广、扎破天等乱民便是明证。
况且国初时候各地主官多经丧乱，往往亲罹刀锋，目睹生民之惨，常怀哀切之心，不忍追缴太甚。
现在各府各县长官，寒窗苦读，只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为着从此可以衣食无忧、大富大贵，有几人管旁人死活？好容易捞到一官，自然能拿的好处全都要拿，心怀上进的，更要削尖了脑袋往上去爬，至于脚底下如何，既然于自己全无影响，又何必在意？
唐人有诗言：“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由此可见一斑。
薛容与决心要做的，便是更改考课之法，将其只作为考核当中的一部分。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余下的要用什么衡量？除去实打实的银子之外，别的再没有那样丁是丁卯是卯的，还有什么能拿来衡量官员政绩？
一切都还需要摸索，但稽诸史册，也不是无迹可寻。
前面历代先贤早就给出了范本，具体方法从来不是问题，全看人如何施行、全看刘钦能否坚持到底。
他参考前人，先初步定下几点：一是遍检各地各部历年废弛丛积的旧政，敦促各官员完成，并加以考核；对于一切新推行的工作，如修筑工事、修筑水渠、统计田地人口等事，发下之时，皆规定了完成时间，记录在簿，随时稽查。
二是厘清各地冤案，严肃法治。
三是通商宽（河蟹）农，严查官员强征、勒索、贿赂等情状。
为此，召回了在各地的巡按御史，要对他们先一步进行考察。
巡按御史掌握对地方行政的监察之权，正因为新政中对官员的考核难以量化，这些天子耳目便愈发重要。
如果他们玩忽职守，或是怀有私心，与地方狼狈为奸，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薛容与也知道，想让这些人都是圣人，那是一厢情愿，但必要的考核总是要做，只能先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然后再慢慢观察，而这便涉及了上述一切的基础——对官员的考察。
要做的事情太多，要进行的变革太大，总要分清楚谁是能臣、谁是庸臣，谁是改革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谁是可用之人、谁是必须驱逐出朝廷的。
像这等变革，定然触犯旁人利益，若不“党同伐异”
，只凭自己一力支撑，绝难走远。
因此在一切变革进行之始，便要先整顿吏治，既是清除积弊，也是借此为他要做的事情减轻阻力。
只是且不急着开始。
如今鄂王、陆宁远所率平叛军尚在路上，前线情况不明，天下观望，尤其京城当中人心浮动，实在不宜弄得群寮愈发人心惶惶。
本来薛容与最早在家中构思来的整顿之法该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自京城而地方的，但形势比人强，为今之计，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先从地方开始。
周维岳所在的江阴就是一个切入点，既可投石问路，在这里先验证他的一应改革能否真正施行，再根据效果调整后续行事，又可以借此探明朝臣态度，分清谁是可用之人。
除此之外，第一处战场选在江阴，而不在别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对付岑士瑜而预先布子，到时周维岳在地方、他在京城遥相呼应，不怕扳不倒这块刘钦亲政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有此好处，可说是一箭三雕。
可惜天总不遂人愿。
很快，周维岳刚一到江阴就被下狱，还被地头蛇砍断两根手指的消息就传入京城。
薛容与收到消息，先是一惊，下一个念头便是感觉此事可以利用。
他虽然与周维岳只见过一面，但已称得上契阔神交，深有感情，只是痛切之余，他身为政治家的本能仍是占了上风，思索片刻，随后当即入宫求见刘钦。
他知道，刘钦得知消息一定比自己更早，只是对这位年轻天子的性格，他自问还没有完全摸清。
刘钦得知此事之后会作何反应，现在还在未定之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钦是断不会置之不理的，他只担心刘钦的反应会过于大。
他虽然隐居多年，但也曾风闻刘钦杀成业、杀邹元瀚事，更知道刘钦屠尽了自己亲生兄长满门，对此印象颇深。
当时他自谓探出了刘钦是何等人，过后看也不尽然。
比方说前次，他向刘钦进言，力主当惩贪禁侈，刷新吏治风气，又请刘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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