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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皇帝，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
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
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
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
，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而在“修约年”
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
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
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
了10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
，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
其中就“礼仪问题”
专门指示：可以“概免”
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
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
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
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在后世的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描述中，蒲安臣是“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
……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事实上蒲安臣使团出使取得的成果很大，和美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蒲安臣使团随后访问英国，迫使英国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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