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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
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
“塞防”
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
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
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
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
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
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
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
。
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
的政策主张。
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
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
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的发展路向。
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
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
到了明朝。
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
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
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
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件。
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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