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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
，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
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
、“相陈以知价”
，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
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
，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
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
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
。
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
，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
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
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
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
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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