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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
《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
与“士农”
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
，是以“士农”
为优，“工商”
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
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
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
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
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
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
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
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
。
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
，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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