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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
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
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
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
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
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
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
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
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
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
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
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
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
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
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
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
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
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
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
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
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
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
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
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
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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