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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太监的步步进逼己经让文官们节节败退，不断认输，而到刘瑾的时代，己经不是败退的问题。
5.3堕落的阉党宰相
按常理，文官和宦官是势不两立的。
一来双方的层次差距太大，文官都是进士出身，人中龙凤，宦官则是最卑贱的奴婢；二来双方也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明史就是一部宦官逐渐崛起，不断侵蚀文官权力的历史活剧。
更重要的是双方所受教育不同，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明朝官场上文官和宦官是一对权力冤家，很多令人感动的清官事迹，正是一些清正刚直的文官在与贪残暴虐的死太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然而，明代宦官借助接近最高皇权的优势，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不断侵蚀文官的公共权力，双方力量此消彼长。
明初，文官对宦官有压倒性优势，王振崛起时却盖过了很多文官，到宪宗朝更出现了汪直擅权，文官集体噤声，甚至“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的局面。
文官越来越屈服于宦官的**威，但无论如何，之前文官们也只是暂时屈服，还不至于太过于公开地帮宦官办事。
直到刘瑾的时代到来，终于出现了**裸地投身于宦官门下的“阉党”
这个丑陋群体。
所谓“阉党”
并不是指一群阉人结成的党，而是指一些依附于阉人的文官。
之前有一些文官如徐有贞、王越等与曹吉祥、汪直等宦官过从甚密，但也只是合作关系，双方的人身还是相对平等的，阉党则是一群彻底背弃了礼义廉耻，甘愿给太监为奴的人。
有幸名列《明史阉党列传》第一位的正是被称作“阉党宰相”
的焦芳。
焦芳学历很高，是明英宗天顺八年庶吉士，进士中的佼佼者。
焦芳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合格，留翰林院工作，授翰林编修（正七品），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
但似乎焦芳在侍讲岗位上表现并不太好，任满九年都没有得到升迁。
按明朝官制，在一个职位满了一定年限如果还没得到升迁就要进行考核，升或不升给个说法。
事实上，翰林院号称内阁直通车，升官很快，像焦芳这种在侍讲这么重要岗位上任满九年都不升迁的情况本身就很罕见。
而且这次考核的情况似乎又不太满意，按转迁之制，侍讲任满九年必须升任侍讲学士（从五品），但有人却对首相万安说：“焦芳这么不学无术的家伙，能胜任学士吗？”
焦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不敢得罪万安，想了一个办法，放话出去说这必然是另一位宰相彭华在离间自己，如果这次没晋升为侍讲学士，就要在上朝的路上刺杀彭华！
彭华听了很害怕，连忙找到万安，劝万安让焦芳升了算了。
不过弘治中兴似乎又成了焦芳的转折，万安、彭华倒台后，焦芳却咸鱼翻身，通过南京官的途径，转了一圈又回到京师。
焦芳毕竟有庶吉士这个学历做后盾，回京后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不久又升任礼部右侍郎。
回到中枢的焦芳很快又暴露了秉性，他对首相刘健非常不满，经常当众诋毁谩骂刘健。
刘健给礼部的批示文件中有他不满意的，就提笔抹去，并且不报告给尚书。
后来焦芳转任吏部侍郎，时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是著名的直臣，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
。
焦芳经常在背后诋毁马文升，并暗中勾结了很多言官，四处散布马文升的坏话，想把马文升挤下去自己好升官。
明武宗登基后，官场风气又为之一变，焦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
有一次户部尚书韩文与焦芳交谈，说到财用不足，应该劝谏皇帝节俭，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言论。
焦芳却不走寻常路，他心知有厂卫正在监听，于是故意说：“庶民家里尚且需要花钱，何况皇帝？读语说‘无钱拣故纸’（没钱就要想办法从故纸堆里仔细拣选出来）。
现在天下逃税漏税的何其之多，你们户部不去好好检索，却在这儿损害皇上用钱的额度？”
明武宗听到非常高兴，正好马文升退休，立即超擢焦芳为吏部尚书。
焦芳和刘瑾的第一次合作源于一次可耻的告密。
明武宗登基不久，刘瑾就不断向皇帝进言，诸如让镇守太监每人进献一万两贡金、签发盐引给太监作为工作经费等。
宰相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与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商议内外夹击，除掉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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