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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古代教育，大体有官学、私学与书院教学三类。
官学相传有三代（夏、商、周）学官，汉代武帝朝太学的建立与地方郡学的推广，已规模宏大，至唐代朝廷“六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及地方州、府、县学的完备，标志了官学在古代教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私学在古代只是官学的变化与补充，起源于东周后期“天子失官”
的乱世，诸子百家争鸣实与私学兴起相关。
至汉以后，始终有诸如“精舍”
、“家塾”
类的私学，尤其是蒙学教育尝归于私学，但毕竟是补充。
书院教育则是介乎官、私之间（有官办与私立）的一种教育形式，兴起于宋初，终结于晚清，其教训合一的教学思想、独特的教学形式与自由讲学的精神，却是值得注意的。
在诸多制度中，礼乐制度的建立应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汉书·礼乐志》即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
在《礼记·乐记》中，礼与乐被提升到自然准则的高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所以历代王朝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以达到《孝经》所引孔子说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的政教目的。
考察历代礼制，或有损益，但尊奉“三礼”
（《仪礼》《周礼》《礼记》）以及“五礼”
（吉、嘉、军、宾、凶）规范人伦，则是一致的。
而从《礼记·乐记》所倡导的“象德缀**”
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中崇雅乐而黜**声的乐教准则。
由于古人经常文武对举，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往往忽略兵制，其实兵役制度和军事思想应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军事文化又包括兵制、兵略与兵法等方面，尤其是大量的军事思想家创作的兵书，更是文化瑰宝。
与礼乐制度相比，古代科技制度显然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与科学发明（如四大发明），却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只是从文化制度来看古代科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根植于农耕经济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
这一则反映于科技工作皆由官府所掌，一则表现于与政治人生相关的学科和技术最为发达，如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数学、医学等，并将其归于“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
（《周礼·考工记》）的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圣学传统。
学术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
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自殷商巫史文化到西周史官文化，可谓开启了中国古代学术之门;而由西周史官文化到战国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又历史地勾画出“一代有一代学术之胜”
的特征。
具体而论，西周时代奠定的史官文化，其所表现的天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精神、政治与学术交织且以政治统率学术的特征，以及史官职守的包容性与史学的兼容性，无疑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战国诸子学是“王官之学”
解体的产物，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十家，其中儒、道、法、墨被视为显学，而儒、道学术则为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体系建立的两条主线。
经学确立于汉武帝时立“五经”
（《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官，具有较强的政治文化色彩，其中如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天人感应的象数哲学体系、由经学派生的谶纬之学，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均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
而经学作为“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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