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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考试方面，其测试经义、论、策、疏、经解、律赋、律诗、八股文、试帖诗等，都与文学相关，而自唐代开始的诗赋取士制度，更是引起了一场关于考诗赋还是考经义的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
这场文化论争，从唐代一直持续到明清，直到八股文取士的出现，才暂时得以平息。
科举制度考试诗赋，最早可追溯到唐高宗麟德间特科取士，以后在进士科发展为常例。
进士科在唐初武德四年（621）刚刚设立时，与明经科相比，更加注重时务。
后来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又陆续增加了经、史、“老子策”
、杂文（包括箴、表、铭、赋）等内容。
到开耀元年（681），进士科确立了帖经、试文、试策三场考试。
开元年间，又实行了一诗一赋，于是诗赋取士形成制度。
唐代科考所试诗赋，在形式上要求用“齐梁体格”
，重视文律与辞采。
如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古制兴》条载:“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
又如高锴《先进五人诗赋奏》（《全唐文》卷七二五）云:“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
在科考中，士子因文采优美而被录取者不乏其人。
如武则天垂拱元年（685），颜元孙以《九河铭》《高松赋》参加进士考试，不仅被录取，而且出现了“多士耸观”
的轰动场面（《旧唐书·颜元孙传》），就是一个例子。
又如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李程试《日五色赋》，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
开篇题韵，考官将其取为“状头”
。
从排列顺序上看，中唐以后进士科的三场考试，诗赋为第一场，帖经、时务策则列在其后。
突出了诗赋在录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不仅如此，试帖经时，如果发生“进士文名高而帖落”
的情况，有时也可以用诗赎帖（《封氏闻见记》卷三），为文才秀美之士大开方便之门。
考试诗赋之风的盛行，开启了唐代围绕科试的文化论争。
基本分为两派，一派以政治教化为着眼点，主张只考经义，代表人物是扬州刺史赵匡。
在他的《选举议》中，赵匡对诗赋取士大加批评，认为诗赋取士没有一点益处，只能助长佻薄的风气，不能指望它“启导性灵，奖成后进”
。
刘秩《选举论》、杨绾《条奏选举议》、沈既济《词科论》与赵匡持相同观点。
另一派则以人伦教化为出发点，赞成诗赋取士，代表人物是白居易。
在他的《赋赋》中，白居易对诗赋取士大加赞美，认为它使“四始尽在，六义无遗。
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
……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缋素，铿若钟鼓”
，极力主张诗赋取士。
这种见解与当时诗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一致的。
就制度层面而言，纵观整个唐代，曾有过两次诏罢诗赋的举措，一次发生在德宗建中三年（782），另一次则在文宗大和七年（833），但持续时间均不长，不久即予以恢复。
由此可见诗赋流行的盛况。
此外，与科考关系密切的行卷与省卷之风，对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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